因此，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所幸的是，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掉头。上次我们讲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谁是什么种姓，一目了然。现在，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不可接触原则”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根据一个调查，到2015年只有27%的印度人还在使用“不可接触原则”，城市里则显著更低。从1991年到2016年，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比例从77.3%降到了8.9%，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上升到了37%。目前，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政界精英。2018年，在印度下议院中，15%的议员是达利特人，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
当然，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这个转向，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不过，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当然，“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