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也未必。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仔细分析，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旋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左右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历史或许有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