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纳粹一上台，其国家暴力的特性就显露无疑。1933年，纳粹开始推行所谓抵制运动，冲锋队四处出击，禁止德国人进入任何犹太人经营的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诸多行业从业。1936年开始，对经济体系进行所谓“雅利安改造”，直接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数百个犹太人被杀，数千个店铺被烧毁，数万个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有了这一切的铺垫，1941年后对犹太人的强制隔离居住、1942年后实行所谓“最后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这些暴力或暴力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的震慑，我们不难想象。“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这是权力制造暴民的第二个台阶。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伦特对他的描述里，艾希曼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还是，当权力向社会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
所以，艾希曼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他是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翻译软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纳粹的种族淘汰论简直愚不可及，德国人怎么会接受如此荒诞的意识形态？但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主义并非完全不可思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全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但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不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
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
……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
在其逃亡过的一个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