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游历却令人心碎。张岱二十几岁时夸言西湖教人乐而忘忧,教人思虑澄明,如戳身上疮或拔肉中刺。如今张岱五十八岁了,发觉西湖令人不堪回首。在晚年辑成的《西湖梦寻》序文中,张岱回想重访夙昔胜景时的震惊,百感交集。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
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天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
“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如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李白)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
“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侯,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

张岱归返龙山,寓居快园著书立说,然面亲情并未更雍睦:
大儿走四方,假可横其口
次儿名读书,清只好酒。
三儿惟嬉游、性命在朋友
四儿好志气,大言不钮
二程更善啼,牵衣索菱
老人力衰,知有来年否。
张岱又在陶渊明的诗文寻得共鸣。陶渊明那首《责子》诗是诗中逸品,“总不好纸笔”,陶渊明如是悲叹五个儿子不能痛改前非。
陶渊明自道诸子懒情至极,不成器,他只好多进杯中物了。

无论如何、一般人一一评点明代自建以来、请心量帝的能力、对第十六位、亦是宋代的墓帝崇祯、总逃不掉是个它国之君的印象。然而张岱对崇祯的性格解读格外敏锐、他注意到崇械多改朝更的乖异用人方法、简直如“穿棋”。张俗写道、十七年之天下无时不广征人才、新进官僚荐举、山林隐士、宗室宫寺密、平民粗人等均在内;结果、“愈出愈奇、愈趋愈下“张把这反复无常的用人现象,归因于崇祯皇帝杞人忧天的税政:时常哭穷,屡屡加税但克扣边关防务、军士粮饷、派出圈官四处瘦剂额外税赋、崇祯帝的所作所为、无不教人认为他与他的施政间样穷途末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然格外讽刺的是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万姓悲思。汉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万一者也”。张岱写道,总体而论,崇祯皇帝“勤检精明、锐意图治,宵衣肝食,惕厉焦劳”是环伺在皇帝四周的意忽之人“共亡其国”,于是倒教“实是中兴之令主,反为亡国之孱王”,

“臣岱谨启:为监国伊始,万目具瞻。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以谢天下,以鼓军事,臣闻舜受光禅,诛四凶而天下成服孔子相鲁,诛少正卯而鲁王大治。在彼盛时,犹藉风励,况当天翻地覆之时,星移宿易之际!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顽钝无耻,反身事仇,
视为故套;系颈降贼,奉作法门。士风至此,扫地尽矣,倘不痛加惩创,则此不痛不痒之世界,灭亡无日矣。安问中兴,安问恢复哉!吾主上应天顺人,起而监国,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斩;历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绝,皆系于主上之一人。”
此外,张岱还在这篇疏文中着力引古鉴今,证明马士英乃是千古未有的奸诡、谋逆之徒。他直言形容:“贼臣马士英者,鬼为蓝面,肉是腰刀。”张岱写道,纵使是入侵的满人也极不信任马士英宁愿置他于死地,也不愿将他纳入麾下。“彼庸君孱主,至国破家亡之际,犹能回光返照,雪恨报仇,况我主上睿漠监国,圣政伊始,宁容此败坏决裂之臣,玷污朝宁乎!”张岱要替成了清兵阶下囚的南京君主报仇雪恨,自动请缨,向鲁王要求“一旅之师”,捉拿立斩马士英,此举对天下人来说会是“主上中兴第一实政。风声所至,军民必踊跃鼓舞,勇气百倍”。若请斩马士英之举不能震竦北方势力,张岱自请以项上人头谢罪。

张岱最后的笔触有苍凉之意:“孺人初生儿三十余岁,已列青衿。为娶妇、生孙。父子相见,膜不相识,瑞阳为置田宅。家居二十余年裒然称为富人。年瑜八十,夫妇齐眉。”
就如张岱最后的结论,张汝方起初一贫如洗,嗟来之食,还不足以煳口,但他一心想要致富,衣锦还乡,照顾家人,而使他“赤手入都,坚忍三十余年,于故纸堆中取二万两,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对泣,今乃富比陶朱。入之名利场中,谓非魁梧人杰也哉?乃其厚资入手,遂赋‘归来’,鸥租橘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后,不复相齐”张岱还不想就此搁笔,继续写道:“其旷怀达见,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

对张岱来说,问题在于学习的整个性质为何,在绍兴附近的城镇,几乎每个人都能识字,一直要到二十岁才加以筛选,有人继续读书为学、其余者则弃文习艺。在这种地方,就连百工艺匠也读过不少书,堪称“两脚书橱”。不过他们的学问基础不深,所以也算是某种无知,而浮夸的学者一样也是不学无术。
那么解决之道何在呢?张岱以为,并不在完全放弃钻研古人与重要典故,而是要能从浩繁典籍中找出真正重要的行谊,并从充栋的史料中萃取精华。于是张岱缀集自古以来值得一记的事物,以备乘船与旅伴言之有物所用。为达此一目的,张岱广采博搜一从天文、地理、考古、政事、礼乐、方术、外国、植物等一共汇集二十部在每一部之下,张岱罗列他认为有必要知道之事。若能具备这些知识,乘船旅行就不会碰到尴尬窘迫之事了。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张岱最后总计搜了四千余条名目,各附扼要解释。张岱若要“勿使僧人伸脚则可矣”,这部作品绰绰有余了。

有一天、有个朋友从北京带了一部《水乐大典》的抄本给张汝霖，卷铁浩繁、搜罗齐备,论编排、论规模都比张汝霖所编的要高明。张汝震不禁叹道:“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三十年的心血弃于一旁,自此未再归返“韵山”。就算祖父完成了这项大业,张岱认为“亦力不能刻”。辛苦了三十年,除了“笔冢如山,纸堪覆甑”
之外,一无所获。
张岱或许会同意,以一人之学力,总难与朝廷倾全国之力相比。他一方面惋惜祖父的心血付诸东流,但又尊敬、推崇祖父曾经这么做过。祖父辞世多年后、张岱说他不曾想过毁掉这部巨著的手稿,还把它藏在龙山自宅。丙戌年间(1640年代),绍兴受兵祸外夷所侵扰。张岱费尽心思,把“韵山”的手稿都藏在乡下寺庙的藏经阁。这么一来,至少后人有机会了解张汝霖的构想,续成大业。

我们不能说张岱是寻常百姓,但他的确比较像是寻常百姓,而非闻人。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

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区别。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

张岱把赏月之人分成五类,一一细说。有人腰缠万贯,绫罗绸缎,冠盖盛筵,伶人唱曲助兴。声光缤纷,令之意乱情迷,虽于月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第二类纵情邪淫逸乐,左顾右盼,名娃童娈,环坐舟船甲板上,“身在月下实不看月者”。还有斜倚船舱名妓闲僧为伴浅酌,丝管袅绕低唱,相谈轻声细语。“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还有人在岸边呼群喧嚣,这类人无舟,但沿湖吵嚷,吃得饱饱,借酒装疯,啸呼嘈杂,较为折中,“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心一看者”。最后一类是故作优雅的唯美派小船轻荡,净几暖炉侍候,素瓷煮茶,佳人为伴,匿藏踪影而静静赏月,“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

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仿佛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托。

张岱的三叔张炳芳饱历世故,品味精纯。叔侄二人切磋品鉴百般调配,以各处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与泉。这对叔侄的结论是:取斑竹庵泉水,放置三宿,最能带出上等茶叶的香气,再注入细白瓷杯,茶色如箨方解,绿粉初匀,举世无双。至于茶叶应否杂入一两片茉莉,叔侄二人意见不一,但都认为最好是先将沸水注入壶中少许,待其稍凉,再以沸水注之:看着茶叶舒展,“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遂将此茶戏称为“兰雪”。

竹贱、灯贱、烛贱。贱,故家家可为之:贱,故家家以不能灯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