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亭利·基辛格曾注意到：
21世纪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罗斯，也许还有印度
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注）
基辛格提到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
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
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
生的那些冲突。

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
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

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

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非世界化的进程。

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已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弓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
(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