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周围有人心情愉快,我们自己的精神也会变得愉快起来。但如果再仔细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偏激。人们常常认为,面部表情反映内心世界。因为我开心,我才会微笑;因为我伤心,我才会皱眉。情绪是自里向外流露的。但情绪的感染作用表明,情绪也是可以由外向内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能让你发笑,我就能让你开心;如果我能让你皱眉,我就能让你难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又是由外向内影响的。

在驱动社会流行浪潮方面,这些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性欲旺盛,而是因为他们擅长社交、精力旺盛、博学以及在同类中有足够的影响力。

经济学家们经常到的“8020法则”的意思就是,在所有情况下,一项工作中的大约80%都是由参与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80%的犯罪话动系20%的犯罪分子所为;80%的交通事故由20%的司机造成:80%的啤酒被20%的饮酒人士喝掉。

换句话说,引爆一种流行病并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能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人、病原体本身和其发生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十,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疫情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甚至两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将这三个变化条件称为:个别人物法则( 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 Stickiness Factor)
和环境威力法则( Power of Context)。

有关服用可卡因的数字更加惊人。在那些曾经服用过可卡因的人中,不到1%(有0.9%)的人是定期服用者。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尝试与上瘾是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而且一种毒品有传染性并不意味着它就自动具备附着性。实际上,至少 尝试服用过一次可卡因的人数告诉我们,青少年几乎都有尝试危险事物的迫切愿望。这正是青少年的行为特征,也是他们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可卡因例子中是99.1%的情况),尝试并没有导致不良后果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必强烈反对此类尝试,我们必须接受这些尝试,甚至欢迎这种尝试。青少年总是被诸如女学生玛吉比利和帕姆这类人所吸引,而且他们只有变得反叛、好斗和不负责任才能体验青春期的幻想,因为这是体验生命的好方法,因此,他们必然会被这些人所吸引。可见,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阻止尝试,而是确保尝试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我认为,在本章开头引用的唐纳德·鲁宾斯坦说过的那段
话,值得我们重温一遍,这段话是他在描绘自杀是怎样深深扎根于密克罗尼西亚青少年文化时所说的:
根据一些曾尝试自杀的男孩们的说法,他们第一次看
到或听到自杀是在他们8岁到10岁的时候。他们尝试自杀
的想法往往来自模仿或者试验性的闹剧。例如,一名11岁
的男孩把自己吊在屋里,他被人发现时已失去了知觉,舌
头都伸了出来。事后,他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试”一下上
吊。他说他并不想死。
令人悲哀的不是这些小男孩的尝试活动,因为尝试正是小男孩们喜欢做的事情，悲哀之处在于他们选择的是他们不可以尝试的事情。遗憾的是,绝对不会有一种安全的自杀方式可以拯救密克罗尼西亚岛上的青少年。然而,有可能存在一种更加安全的吸烟方式,通过对上瘾过程中那些引爆点的关注,我们就有可能使吸烟变成一种更加安全、更加不易上瘾的行为。

帕尔默又试验了其他几部儿童电视节目,如动画片《猫和老鼠》以及《袋鼠船长》,他比较了这些节目中与《芝麻街》效果相同的部分。帕尔默把掌握到的所有情况都反馈给节目制作者和创作者,这样他们就能相应地对材料稍加调整。比如,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通常认为孩子们喜欢观看动物。帕尔默说:“制作团队往往喜欢绘制猫、食蚁兽或者水獭给孩子们]看,并让它们活蹦乱跳,他们自认为那样很有趣。但我们的干扰物实验表明,每次出现这种画面,就好像出现了一颗炸弹,孩子们都躲着它。”
他们对《芝麻街》中一个名叫阿尔法贝特的角色投入了大量精力,此人的特点是满口双关语。帕尔默的研究却表明孩子们很讨厌他,之后这个人物角色就被取消了。千扰图显示,《芝麻街》的每个情节最好都不要超过4分钟,3分钟可能是最佳的时间安排。在他的极力要求下,制作者们简化了对话语言,放弃了成人电视中使用的一些技术。帕尔默说:“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学前儿童不喜欢成年角色相互争吵,他们也不喜欢两三个人同时说话。制作者们的创作直觉告诉他们,要用花里胡哨的东西渲染场景。这样,它似乎在告诉大家,故事非常扣人心弦。而事实并非如此,看到这类场景后,孩子们的目光便会离开屏幕。他们从中获得的信息不是正在发生扣人心弦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令人不解的事情。接着,他们就失去了兴趣。”
“第3季或第4季节目播出之后,我发现,很少有某个故事的得分低于85%。我们几乎再也没有看到50%或60%的得分情况。如果真的发现了,我们就会马上进行修改。你听说过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吗?我们就有一套机制能确定谁是适者,能决定谁应该生存。”

率先研究《芝麻街》的是俄勒冈州的心理学家埃德·帕尔默( Ed palmer),把电视用作教学工具是他研究的专业方向。世纪60年代后期,当创办儿童电视工作室时,帕尔默自然就成了该工作室成员。他笑着说:“我可是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位从事儿童电视教学研究的成员。”帕尔默接受的任务是—检查那些学术顾问们设计出来的《芝麻街》教学大纲是否真的会受到观众的喜爱。这可是一项重要任务。参与《芝麻街》创作工作的人员说,如果没有埃德·帕尔默,该节目的播放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季度。
帕尔默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运用了所谓的干扰物。他在电视
监视器上播放《芝麻街》里的一个故事,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屏幕上播放幻灯片,并于每隔7.5秒换一张新幻灯片。帕尔默说:“我们使用了一套大家所能想象的最花样万千的幻灯片,其中包括一个人在马路上骑着车,两只胳膊向两边伸展;一幢高楼;一片漂浮在水波中的树叶;一道彩虹;一张显微镜下的照片;一幅埃舍尔的魔幻图画等任何新奇的事物。这正符合我的思路。”然后,帕尔默把一些学前儿童两两一组分批带入房间,给
他们放映电视节目。帕尔默和他的助手们坐在离孩子们不远的
位置,拿着铅笔和纸张,记录下孩子们观看《芝麻街》的时刻
以及他们对节目失去兴趣转头去看幻灯片的时刻。每换一张幻
灯片,帕尔默和助手们就重新标记一次,这样,等到节目结束
时,他们几乎是一秒一秒地记录下了短剧中那些抓住观众注意
力的地方,以及那些没有引起观众注意的部分。这里的干扰物
就像一台具有附着力的机器。
帕尔默说:“我们用尺寸比较大的绘图纸,这些纸张有2英

《芝麻街》里的一段故事,而其中一组孩子是被安排在一间地上摆满了有趣玩具的房子里。正如大家预料的,那些待在没有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大约87%的时间都是在看电视,而那些有玩具玩的孩子只看了节目47%的内容。这说明孩子们的注意力被玩具分散了。但是,当他们在检査这两组孩子记住和理解了多少节目内容时,却发现两组得分完全相同。这种结果令两位研究员大吃一惊。他们]认识到,儿童观看电视的方式比人们过去所想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他们写道:“我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有玩具玩的5岁儿童能够很有策略地运用自己注意力,即在玩玩具和观看电视之间分配注意力,这样他们就只需要观看节目中最有信息量的部分。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孩子们获得的信息量与注意力集中时的情况一样多。”
如果把这两项研究——玩具研究和搅乱场景研究—一结合
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关于儿童与电视的非常极端的结论。儿童看电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而他们转移注意力不再看也不是因为感到厌倦。事实是,儿童看电视是因为他们看懂了节目内容的意思,而转移注意力不再看是因为他们看不懂意思。如果你从事电视教育工作,这一点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是否从电视节目中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什么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在看些什么内容。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没有学到哪些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不看哪些内容。学前儿童的看电视行为非常复杂，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确定儿童节目的附着力所在。

也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新著《眨眼之间》( Blink《眨眼之间》和(引爆点》一样,出版后引起报纸杂志的疯狂追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高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的榜首,格拉德威尔标志性的爆炸头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世界对格拉德威尔的这种欢迎并不出人意料。所有人生来都有一种冲动和好奇心,想要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纷繁的世界究竟如何运行,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我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究竟怎样?普通人的回答,很少能超出几个大脑早已做出的界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调控”、哈耶克的“自发生成秩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而变革者则提出理解世界的新方法:凯恩斯在对斯密进行修补;弗洛伊德另辟蹊径;毕加索挑战马蒂斯;爱因斯坦修订牛顿为大自然的“立法”;德鲁克对组织进行研究,提出“知识工人”与受雇阶层的理论。
现在看来,把格拉德威尔和那些伟大的名字列在一起似乎有些不合适。但在本质上,格拉德威尔和他们是一类人,都属于有新意的变革者。对一位有新意的变革者来说,重要的是提出理解世界的新方法,甚至能够因此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专业背景反倒显得无所谓。格拉德威尔的两本书都是各种学科的结合体,包括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
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值得尊敬的知识人是提供理解世界钥匙的人。格拉德威尔的流行理论,就是一把新钥匙,一把理解世界的新钥匙。

当我们试图使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个产品为别人接受，我们实际上是在改变我们的受众，是从虽然小但却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改变他们：我们在感染他们，用我们的气势席卷他们，使他们渐渐放弃敌意，慢慢接受。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特殊人群——即那些有着非凡人际关系的人——的影响力来实现，这就是个别人物法则；这个目的可以通过改变交际的内容，通过使传递的信息浅显易记，从而使之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直至最后促成他们行动来实现，这就叫做附着力因素法则。

拆迁工程却迫使这些人搬迁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他们因而把梅毒连同其他行为··起随身带走。有趣的是，这几种解释中所提到的事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疾控中心认为强效可卡因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1995年并不是强效可卡因首次流入巴尔的摩市的时间，它在该市早已存在多年。

他们向生活中自己尊敬的人、仰慕的人和信任的人征询意见，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对于信息交流免疫症的治疗方法是——找到内行、联系员和推销员。

凯利将其称为"传真机效应。，或者称之为"充裕定律"the law of plentitude：加入网络的个体越多，网络(包括网络中的个体)价值越高。这有点类似于梅特卡夫定律，该定律称：一个网络的价值随着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数增加而增加1。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新锐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