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0英里处一个叫做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①,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1599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苏丹穆罕默德三
世赠送了一台管风琴,作为友谊的象征。管风琴的制作者—托马斯·达勒姆也亲自前往,为奥斯曼统治者演奏。这位大音乐家被人带领着穿过宫殿的连续多个庭院,最后来到苏丹面前。他被富丽堂皇的礼仪深深震撼,“这景象让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自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法国人皮埃尔·吉勒在16世纪写道:“在我看来,其他城市终有一死。而只要人类尚存,这座城市就将一直延续下去。”

穆罕默德二世策马前行,沿途不时停下,去查看某些标志性建筑。根据传说,他在经过德尔菲的巨蛇柱时,用钉头锤砸断了其中一个蛇头的下颚。他经过查士丁尼雕像,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门,翻身下马。他匍匐在地,将一捧尘土倾洒在自己头巾上,向真主表示自己的谦卑。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一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土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谷登堡的发明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传播了关于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新观念。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0年中,欧洲的印刷机生产出了海量的关于圣战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文字材料。保存至今的年代最早的现代印刷品之一就是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募款以抵抗土耳其人援救塞浦路斯的特赦授权书。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文件的成千上万个复本得以传播,另外还有对圣战的呼吁和大开本传单
现代的报纸的前身传扬了关于反对“异教徒的苏丹的可鄙威胁”的新闻。接踵而至的是书籍的爆炸—1480~1609年,仅在法国就出版了80种关于奥斯曼人的书籍,而同时期以美洲为主题的书籍仅有40种。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之下,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又
次努力煽动宗教圣战。这些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1459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教皇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样激情澎湃的言辞还是没
能促使人们付诸实际的行动,就像救援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一样。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一直有传闻说,威尼斯人秘密帮助了奧斯曼军队在奧特朗托的登陆。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的确被煽风点火起来。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
在此之前,这两个宗教世界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的热战,也有冷战,这场战争将在种族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迹,并将两种宗教之间的碰撞的大小事件都串联起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深度回忆。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的继续;“土耳其人”取代了“撒拉森人”,成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统称。“土耳其人”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因为对手执意要毁灭世界。这是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型。奧斯曼人一直抱有圣战的精神,如今这精神与他们帝国霸业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在穆斯林中心地带,人们又一次对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红苹果的传说非常流行。在罗马之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先后被认为是红苹果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实际的目标之外,红苹果还象征着对伊斯兰信仰最终胜利的弥赛亚式的信念。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番的人”的含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典型例证)对这些观念火上浇油:印刷术。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0英里处一个叫做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①,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
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的可能性,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尽管如此,这种兄弟相残的法律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受威胁的皇子们常常会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就将受到这种悲悲剧的摧残。君士坦丁堡人应当从小艾哈迈德之死了解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本性,但他们似乎没有学到这个重要的教训。

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
议,一定就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奧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

1366年,教皇发布诏书,号召发动针对奥斯曼人的十字军东征,并威胁要对向奥斯曼人提供武器的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贸易城邦处以惩罚,但无济于事。随后50年中,基督教世界发动了三次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都是由匈牙利领导,因为它是东欧最受奥斯曼人威胁的国家。这三次东征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最后的天鹅之歌,均以惨败告终,战败的缘由也不难找寻。欧洲四分五裂,非常贫困,内部争斗不休,而且被黑死病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军队行动迟缓、持续争吵、纪律涣散,而且战术愚钝;相反,奥斯曼军队却具有极强的机动性,组织严密,而且为了同一个事业团结一致。少数得以在近距离观察奧斯曼军队的欧洲人不得不暗自赞叹“奧斯曼人秩序井然”。

奧斯曼人的所有创新举措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常备军。激情澎湃但纪律涣散的大群圣战者已经不能满足奧斯曼苏丹们日渐增长的雄心野望。攻打防御得当的城市需要耐心、方法和一整套特殊的工艺技能。14世纪末,苏丹穆拉德一世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其成员是从巴尔干国家掳掠来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奧斯曼帝国就征召一批基督徒青年,令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教他们说土耳其语。这些新兵远离家人,只
对苏丹本人效忠。他们是苏丹的私人军队:“城门奴隶”。他们被编入步兵单位(即“近卫军”)和骑兵,组成了自古罗马以来欧洲的第一支领军饷的职业常备军。这支军队将在奥斯曼国家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奴隶军队的习惯其实来自奥斯曼人自己的历史:突厥人自己也曾作为奴隶士兵,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疆服役,并以此为敲门砖,飞黄腾达。但在远远观察的基督徒看来,奴隶军队的体制令人毛骨悚然。基督徒们想当然地设想出了奴役压迫的不同景象,并认为让被俘的基督徒儿童去反对其他基督徒的做法是邪恶和丧失人性的。这将成为“野蛮的土耳其人”这个神话的重要因素。
西方很早就开始使用“土耳其人”这个概念。总的来讲,这是欧洲人的人为建构,是个与西方的种族身份相似的术语。奥斯曼人自己很少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它是贬义的。他们使用的称呼既不代表种族,也不代表地域;既能体现不受固定地域限制的游牧民族的传统,也能显示多民族的构成。身份认同主要是宗教性的:奧斯曼帝国苏丹们渐渐开始用越来越花哨的头衔自诩,如“伊斯兰的君主”;将他们的国度称为“信众的避难所”或“受庇护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则被称为“穆斯林”或者“奥斯曼人”。奥斯曼国家是不同元素和民族的独特混合体:突厥的部落生活方式,逊尼派伊斯兰教,波斯的宫廷制度,拜占庭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和礼仪,以及在土耳其语结构上混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典雅的宫廷语言。奥斯曼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价

中亚的持续动荡迫使这些突厥部落向西迁徙。到9世
纪,他们已经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联系。巴格达的哈里发认识到他们卓越的战斗技能,招募他们进入他的军队,作为奴隶士兵。10世纪末,边疆地带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已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到11世纪中叶,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突厥人作为苏丹统治的王朝——塞尔柱王朝。11世纪末,从中亚到埃及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由突厥人统辖。
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怨恨,反而被普遍认为是天意的奇迹,真主如此决定“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起死回生,恢复穆斯林的和谐统一”。当时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的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得到了为真主效劳的合法化。在突厥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恢复了阿拉伯人征服战争早期的热情,再次展开了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大规模圣战。

在城市中心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一艘巨舰停泊于此。查士丁尼在仅仅6年内就将它建成,并于537年将它向公众开放。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了不起的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比壮美。没有廊柱支撑的高高穹顶让亲眼看见的人也啧啧称奇,认为它是个无法理解的奇迹。普罗科匹厄斯说:“它似乎不是建在坚固的砖石之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遮盖着下方的空间。”穹顶覆盖的空间如此之广大,足令初次看到它的人目瞪口呆。拱顶装饰着面积达4英亩的黄金马赛克,如此之金碧辉煌,按照示默者保罗的说法,“金光流水般倾泻而下,让人们眼花缭乱,几乎无法直视”,同时大量的彩色大理石让观者陶醉。它们看上去如同“撒满星辰……像牛奶被泼洒在闪耀的黑色平面上……或者像大海或祖母绿,抑或碧草中的矢车菊,间或有几点雪白”。10世纪,从基辅前来寻求真理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礼拜仪式的壮美,最终导致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俄罗斯访客们如此记述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和美丽,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就居住在凡人中间。”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两种宗教同样执著地要让全世界皈依他们的信仰。

拜占庭被证明是伊斯兰教最顽固的敌人,君士坦堡对
穆斯林们来说既是一个伤疤,也是一个渴望的源泉。伊斯兰教的很多烈士都牺牲在它的城墙下,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手艾优卜，他于669年阵亡。烈士们的牺牲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伊斯兰的一个圣地,并给占领它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救世意义。对它的两次围攻留下了大量神话和民间传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圣训——它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集体,预言了信仰的战士必将经历的失败、死亡和最终胜利的轮回——中有这样的话:“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二
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这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斗争。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之间的冲突规模如此宏大,历时如此漫长,以至于此后的650年之中,君土坦丁堡城墙下再也没有展开过穆斯林的旗帜。这个时间跨度比1453年到今天的跨度还要大,但预言宣称,穆斯林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