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那非常好。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阿富汗人，对吧？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古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

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德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烤馕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身体紧缩,好似被人扇了个耳光。我的心一沉,真话差点脱口而出。我随即明白:这是哈桑最后一次为我牺牲。如果他说“不是”,爸爸肯定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桑从来不骗人。若爸爸相信他,那么矛头就转向我了,我不得不辩解,我的真面目终究会被看穿,爸爸将永远永远不会原谅我。这让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哈桑知道。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儿,袖手旁观。他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从里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牺牲,我是撒谎蛋,我是骗子,我是小偷。我几乎就要说出来,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高兴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爸爸会赶走他们,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就在他精熟的刀法施加在绵羊喉咙之上的前一刻,我看见了羊的眼睛。好几个星期,我总是在梦里见到那双眼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在院子里观看这个仪式,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见痕迹,我的噩梦仍会继续。但我总是去看。我去看,是为了那只动物眼里无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象它能理解。我想象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运,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
“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

但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

“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罪行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