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国家，政治是关于理念的军备竞赛。正如在统治期间民主领导人必须回应人民的诉求一样，提出选民喜欢的政策有助于竞逐公职，愿意多做事是有好处的（相比少做事）——哪怕将来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不过届时你已经卸任了）。务必在短期内满足你的联盟。当政客们哀叹你在“拿孩子们的未来作抵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懊恼不是他们想出了选民真正需要的政策。

在民主国家要挖致胜联盟的墙角相对不那么困难，因为民主领导人需要的支持者人数非常庞大。领导人严重依赖公共物品来回报支持者，但恰恰因为主要回报方式是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公共物品，联盟内的人获得的好处并不比联盟外的人多多少。不仅如此，由于联盟规模如此巨大，联盟内部个人得到的好处就相对有限，忠诚度被进一步稀释，被下一任领导人的联盟排除在外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毕竟，下一任领导人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支持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在位者的优势。

类似利贝里乌斯这样的领导人未能做正确的事，结果为新人上台提供了机会。但切记，我们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的事”。它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革命的一般经验法则是，当现存制度的守卫者们对报偿十分不满、有意寻找新的领导人来关照他们时，革命就会发生。另一方面，通过镇压人民可以击退造反——这永远是令人不快的任务——联盟成员必须从领导人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才会去做令人极其不齿的事以维持现有体制。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去他的什么善治理念，别把人民关心的事置于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这是给那些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的金玉良言。

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领导人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构成了他的统治方式。那么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贝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统治法则的经验教训。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意味着，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长年掌权。

「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是领导人所依赖人数的另一种手段。这样的政策通常被标榜为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不管指的是妇女还是某一特定阶层或宗教的成员。实际上，这种政策帮助的是领导人。」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让联盟本身失衡。熟悉会产生蔑视。如前说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在民主制下，糟糕的经济意味着没钱去资助份肥工程以换取政治支持。

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之所以无人问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观点植根于诸如国家、国际体系、力量平衡和对立等观念，而不在于领导人的利益。从国际关系的传统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甚至“国际关系”这一术语也预设了主题是关于“国”的」

「于是人们很容易就谈起美国的大战略、中国的人权政策或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的野心，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表述没多大意义。」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

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威廉·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