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顾淮
2.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3.刹那间便坠入…
4.天色铁一样的寒冷
5.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6.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7.人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
8.感受像淋雨一般浸透我们。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行为。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采访的场记我看了又看,再对着那张白纸,战战兢兢写下节目中的第一句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么寻常的一句话,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个人从小到大拾人牙慧,写日记的时候抄格言,做电台的时候念别人文章,做电视了模仿别人提问,像是一直拄着拐杖的人,现在试着脱手,踉踉跄跄,想站起来。
我犹豫着,写下了第二句:““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陈锡文用一句话说清了农民的处境,‘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了。”
多大亏呢?
我算了一下:“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么推着我手里的笔,去往某地。“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我握着笔,字歪歪斜斜写得飞快,像扔了拐杖的人迈开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明白了,这个“穿”过去的东西就是逻辑。
（接上一个书摘）

采访陈锡文,是他开会的地方。好几天没怎么睡足的脸色,嘴唇满屋子烟。在毛背心外头套了件外衣,鞋子上头露一点老秋裤脚,坐镜头前,说“土地的事情是该谈一谈”。
我问他,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
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设,都经由政府征地,转为国有土地。
陈锡文说的也都是大白话,不含糊,没有把玩语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气说出来,嘴角带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征地,但只有用来建医院、学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筑时才能征。可是,一九八二年,“宪法里加了这句话后,建设用地里有没有经营性的利益在里头?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变成城市土地?宪法没有讲。”
“讲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
“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
（接下一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