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往往很难区分感官的乐趣和灵魂的乐趣。他们对于明亮、均匀、鲜艳的颜色所表现出的兴趣远远超过我们，他们热爱黄金和珠宝散发出的光芒，热爱光线的突然转变，热爱在绿色田野上、蓝色水面上、织锦绸缎上的光影游戏……从色彩、光线、黄金的胜利中（《豪华时祷书》正是如此）可以看出神圣力量的表现。在我们看来，贝里公爵随着那红色和蓝色的交融而分神，也许他正用手指抚摸着这本书每一页的黄金镶边。但是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他确信正在以一种极为快乐的方式来赞颂圣人的存在。

虽然以匀称性和完整性为美的评判标准，但是中世纪也充满着庞大和不匀称的魅力。这种情感正好融入了在第一个千年后半叶盛行于不列颠岛屿的艺术和文学风格之中，被定义为希伯尼亚美学。

我们也不能说中心问题就是确保收藏品是真正的古品。鉴别真伪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是初级的爱书者也能够看出用凸版纸张合成的、修复过的、洗过的、修补过的版本。此外，完美的伪造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对于所有造假者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如果一位技术上乘的手工者有条件（他拥有古木，一把猎枪能够制造蛀虫洞）伪造出十七世纪的刻版，制造一本摇篮本，重新生产纸张，按照原版照片重新印刷，而且还要加上适当的古旧的痕迹，这个成本是非常昂贵的，还不如把这些技术直接应用到制造伪钞上去。

我们都喜欢看到默默无闻的作家受到赞誉，而那些取得成功，给后代们仅仅留下发行量数字的作家们则应受到贬低；那些“没有什么名望，在今天没有任何地位的作家，他们如同失败者或者大跌股票持有者一样拉长的面孔却每每必然出现在各期书目上”，这总会让我们变态的文化心理得到满足。

爱书狂，尤其是那些收集现代图书的人经常会面对一个蠢人设计的陷阱，他走进家中，看到所有的这些书架，郑重其事地说道：“书真多啊！您全部都读过了吗？”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智商相对较高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面对这种蠢问题，有三种标准答案。第一种会将拜访者拒之门外，并且中断所有的往来，那就是：“我一本也没读过，否则为什么会把它们摆在这里呢？”但是这种答案却会让这个不知趣的拜访者心生优越感，我可不愿意把这种感觉恩赐给他。第二个答案会使这不知趣的家伙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说：“我读过的要更多，先生，比这多得多！”第三个答案是第二种答案的变形，当我想让拜访者感觉到某种痛苦的惊讶时，我就会使用这个答案：“不，”我对他说，“我读过的书都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了，这些是我要在下个礼拜之前看完的书。”鉴于我米兰的书房里有三万卷书籍，这个倒霉蛋只能提出临时有事而把告辞时刻提前了。

但是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天，我们拿起一本被忽视的书，开始艰难地阅读，然后我们意识到书上写的东西我们已经都知道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多人都能够为此作证——只有三种合理的解释。第一，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搬动它，为它除去灰尘，或者仅仅是挪开它从而拿到另外一本书，于是触摸过它很多次，书中的一些信息散播出来，通过我们的指腹一直传到我们的头脑中，我们通过触觉阅读了它，就好像是布莱叶盲文一样。我是意大利特异现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灵异现象，但是这种经历我是相信的，也是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异常现象：这是已经被日常的经验所证实的普通现象。
第二种解释是，我们并非没有真正读过那本书：每一次移动它，或者清洁它，我们都会瞄上一眼，随意地翻上几页，字体、纸张韧度以及颜色都讲述着一个时代，一个环境。就这样，每一次看一点，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我们知晓了。第三种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阅读了其他的书籍，里面也讲到了那本书，于是我们无意识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可能是一本很有名气的书，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它，也可能是一本平庸之作，我们会一直在别的地方发现书中所表述的东西）。
第三种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阅读了其他的书籍，里面也讲到了那本书，于是我们无意识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可能是一本很有名气的书，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它，也可能是一本平庸之作，我们会一直在别的地方发现书中所表述的东西）。

爱书癖是对于书这一实物的爱，也包括它的历史，这就是各个书目都偏爱那些虽不完美，但有主人印记的书，并为它们标注了好价钱。

如果读书的经历仍然让你们感到恐惧的话，不要害怕，开始在厕所里读书吧。你们会发现自己也有读书的热忱。

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以往变得更易不朽；它可以飞翔，不易捉摸，不能毁坏。它和空气融合在一起。在建筑的时代，思想就是一座山，强有力地占据了一个时期，占据一个地点。而现在，思想变成了一大群鸟，飞散在空中，一下子就占据了空间中所有的点。

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今天没有任何挽救公共图书馆中所有现代书籍的无痛方法，而那些私人图书馆中书籍的命运则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宣判了：在一个世纪之内，它们就将全部消失。

我们说当代人总是在评判一本书的价值时出错，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专家的错误，也就是评论家。如果我们当时听从了萨维里奥·贝蒂内利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但丁的作品已经被扔进沤麻池销毁了。

现在的问题反而是过剩的问题（对于书籍本身来说也是如此）、选择的困难，以及没有辨别能力的危险。这是自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植物记忆的普及拥有好似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缺陷：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面，为了允许所有的人讲话，必须给那些没头没脑的人，甚至是流氓混蛋讲话的机会。我们面对着一个教育人们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因为如果不学会选择区分的话，面对书籍的时候，我们就有像富内斯面对自己的无穷无尽的感知力一样的危险：当所有的一切都有被记忆的价值时，那一切都没有了意义，需要忘却。

书籍就是我们的长者，尽管我们都知道它们也经常有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很严肃地对待它们。我们向它们索取更多的记忆，这些记忆仅凭我们短暂的一生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跟那些不识字的人（或者是识字但从来不看书的人）相比，我们的财富就是，他们活了一次，而我们则经历了好几次生命，然而这种人生的单薄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由于语言的存在，老者成了人类的记忆：他们坐在山洞里、篝火旁，讲述着那些在年轻人出生之前发生的故事（或者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神话的起源）。在开始培植这种社会记忆之前，人类出生后毫无经验可循，也没有时间去积累经验，便死去了。但是之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好像活了五千年一样。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事，老人们所积累下来的东西，都成了他记忆的一部分。

我们的灵魂取决于我们的记忆。正如瓦莱里所说：“作为我自己，无论何时，我都是一个庞大的记忆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