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后话。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又开始创办出国留学事业。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国藩、李鸿章最初看到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或许是曾氏与洋人交往有限，或许是他对洋人抱有戒心，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J：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外交涉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交中国的文件均用本国文字书写，暂附中文副本，但是遇有文字歧异之处，则以它们本国文字为准。中国读书人从来只有走考“八股”的科举之路才是“正途”，结果读书人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更无人也不可能学习外语，因此此时清政府感到急需翻译人才，奕訢等洋务派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翻译人才，遂于1861年奏请、1862年夏在北京正式开办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文馆。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外交涉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交中国的文件均用本国文字书写，暂附中文副本，但是遇有文字歧异之处，则以它们本国文字为准。中国读书人从来只有走考“八股”的科举之路才是“正途”，结果读书人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更无人也不可能学习外语，因此此时清政府感到急需翻译人才，奕訢等洋务派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翻译人才，遂于1861年奏请、1862年夏在北京正式开办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文馆。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由于朝野愚昧守旧力量过于强大，“洋务运动”的开创与进展一直十分艰难。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顽固派认为“铁路”可用于西方而不能用于中国，因为铁路的性质是逐利，违背了中国“谋道不谋利”、以“礼义”不以“利益”治国的原则；电报也是西方可用而中国不能用，因为西方信耶稣不崇拜祖先，而中国崇拜祖先，电线或电线杆埋入地下将使已经入土的“祖宗”不得安宁，此即“不孝”，“不孝”便不能“忠”。总之，顽固派凡事都要问“姓什么"，从来不从“技术”层面来反对洋务派，而是将技术问题道德化、上纲上线从“道德”层面谴责洋务派，使洋务派难以招架。

在马嘉理案的处理中，李鸿章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英国“反复要挟”、“且牵连通商”，借机扩大在华权益的做法“愤恨填胸”，但又认为这是中国地方官违背中外签订的条约带来的危害。《烟台条约》签订后，他即奏请朝廷谕令各省督抚，再行严饬所属“嗣后遇各国执有护照之人往来内地，于条约应得事宜，务必照约相待妥为保护。若不认真设法，致有侵凌伤害重情，即惟该省官吏是问”。在此折附片中他密陈说许多地方官不懂交涉、不谙条约，如果都像岑毓英那样“任性贻误，诚恐后患方长”，所以应严饬各地方官如果遇到“外国官民被戕之事，迅即饬属查明，严缉真正凶犯，勒限办结。倘有任意迁延、虚饰等弊，致开边衅，立予童惩，庶期消患未萌，免蹈前辙”。同日，清廷颁发上谕，申令李鸿章所请内容。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认为列强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意识到可以利用列强来镇压太平天国，因而调整其对外政策；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列强之间对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都想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表面“合作”，暗中却加紧自己的侵略活动，所以它们对华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

这次日军侵台虽未成功，但中国承认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也作出了屈辱性妥协，再次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这次日军侵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所谓“中外和好”相对平静的局面，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危机。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认识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无情的事实，终于使李鸿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的梦想破灭。日本侵台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意识到处境之危，依然故我，又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时光。

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而就在他履任之前，日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上任之后的李鸿章立即卷入了对日交涉。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尤需详细理清。

“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反观历史，晚清政治格局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国”虚幻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继李鸿章之后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局仍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难想到的,此真乃巨大的历史讽刺矣。

对“常胜军”，李鸿章一直采取利用、笼络、控制政策，与戈登一直矛盾不断，而李氏苏州的“杀降”，使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其症结在于他认为杀降纵有不妥，充其量只是方法问题，而不知道戈登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强调的是“势”而不是“理”，由当时苏州的“情势”出发，李鸿章背信弃义地杀降就“情有可原”，所以“理学家”曾国藩对此也“不讲理”，盛赞此举。所以，往深处说，李、戈不同观念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慊外交”是他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镑。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曰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