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国民党在对日胜利接收之后,已将台湾佃农数大为减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七英亩半为最高限额,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价只有两年半的收成数。实际的付出以30%将自日本接收的工商业股票作数,其余以农产证券用稻米甘薯付给,预计二十年偿清,内带4%的利息。这种强制接收、强制重新分配的办法能够执行,乃因当日台湾仍在军政时期,而大陆上中共军队来犯的威胁迄未解除。
工业紧随着土地改革展开。有了充实之美援,台湾的工业政策首先避免过度投资于有高度声望却无立即效用的企业,着重于以劳力为主体的产品,以出口着眼,因此这国民党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的便宜。当日工业先进国一意向最前进的部门发展,将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场空前开放。台湾的出口遇到极小的阻力。因着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约十余年内,台湾才致力于钢铁的生产、高级科技及汽车之制造。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一万八千件刑案是当中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 Spanish 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 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事在164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八十一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 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天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选,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
途。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 realpolitik)更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理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缓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举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一百七十万至两百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一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生。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的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清明上河图》之为一种历史文件,举世无双。西方可与之议之图景,只有贝叶挂毯制作( 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数。在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地已领先世界各国。张择端的杰作证实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国都)的繁华现象。开封并非制造场所,即已有如是之商业,则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为适宜,又有更多之资源,经济发展之最高点且在张图之一个半世纪之后,实际上其繁华可能超过图上之描绘远甚。由于绘图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厌其详,由此也证
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情况(虽说这游客有他大肆夸张的性格)。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只有这种性格才能产生新的管制方式)。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而《清明上河图》上有一所医生的住宅,门上标明其受有官衙之顾主,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且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地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假使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一千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 culturism)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话,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
是,一般人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藉。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六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路”,由“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公元976—997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曾切又,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五代十国），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盜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玛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