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生态学可以看作一场漫长的带妆彩排。对生物类型来说,那就是个身份作坊。物种变换角色尝试与每个物种合作,探索合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角色和扮演融入到生物体的基因中。用诗意的话讲,基因不愿意将取决于其邻伴行为方式的任何交互作用和功能吸收进自己的编码,因为邻里关系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替换。基因宁愿为保持灵活、独立和自由付出些代价。

但实际上我们高估了学习,把它当成一件难事,这与我们的沙文主义情节—把学习当成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不无关系。在本书中,我想要表述一种强烈的看法,即进化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因此,凡有进化(哪怕是人工进化)的地方就会有学习。

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备自治力适应力及创造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最美妙的结局。

1980年,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1组织了一次锦标赛,征集了14条不同的用于“囚徒困境”的对策,以循环赛的形式看哪个对策最后胜出。最后获胜的是一个最简单的对策,叫作“一报还一报”，是往复型策略,它以合作回报合作,以背叛回报背叛,往往产生一轮轮合作的周期。阿克塞尔罗德发现,重复游戏能产生一次性游戏所不具备的“未来阴影”之效果,这种效果鼓励合作,因为对玩家来说,用现在对他人予以的合作来换取今后他人给予的合作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合作的闪现使阿克塞尔罗德陷入沉思:“没有中央集权的自我主义世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涌现出合作的行为?”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3宣称:只有在善意的中央集权帮助下才能产生合作。这一传统政治推论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圭臬。霍布斯断言,没有自上而下的管理,就只会有群体自私。不管经济体制如何,必须有强大的势力来推行政治利他主义。然而,在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表明,民意通达的社会可以在没有中央集权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合作机制。个人利益也能孕育出合作。在后工业化经济里,自发合作是常有的事情。被广泛采用的工业标准(既有质量方面的,也有协议方面的,如110伏电压,还有ASCI码),以及因特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政府形态的兴起,都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孕育共同进化合作所需的必要条件。
这种合作不是新时代的精神至上主义。相反,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说,这是一种“不讲交情、无需远见的合作”,是大自然的冷规则,适用于许多层面,并催生了自组织结构。不管你愿不愿意,多少都得合作。
“囚徒困境”这类游戏,不单是人类,任何自适应个体都可以玩。细菌,犰狳,或是计算机里的半导体器件,都可以根据各种回报机制,在眼前的稳妥收获与未来的高风险高回报之间做出权衡。当长时间与相同的伙伴一起玩这个游戏时,双方既是在博弈,又是在进行某种类型的共同进化。

当初,有人提出要实行民主制的时候,许多理性的人们确实担心它甚至还不如无政府主义。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同样,给自治的、进化的机器以民主,也会引发人们对新无政府主义的担忧。这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有一次,自治机器生命的鼓吹者克里斯·朗顿问马克·波林:“要是有一天机器拥有了无比的智慧和超高的效率,人类将在何处容身?我的意思是,我们是要机器呢,还是要自己?”
我希望本书的字里行间都能回响着波林的回答:“我认为人类将不断积聚人工和机械的能力,同时,机器也将不断积累生物的智慧。这将使人与机器的对抗不再像今天那么明显、那么关乎伦理。
对抗甚至可能转变成一种共生协作:会思考的机器、硅晶中的病毒与电视机热线连接的人、由基因工程定制的生命,整个世界网结成人类与机器共生的心智。如果一切都能实现的话,我们将拥有协助人类生活和仓造的精巧机器,而人类也将协助机器生存和创造。

不管结果如何,在现实中,我们不以头脑为中心,也不以意识为中心。即便真的如此,我们的意识也没有中心,没有“我”。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向心性。身体和意识跨越了彼此间的假想边界,模糊了彼此间的差别。它们都是由大量的亚层次物质组成的。
我们知道,与其说眼睛像照相机,还不如说它更像大脑。眼球拥有超级计算机般的海量处理能力。我们的许多视觉感知在光线刚刚触及纤薄的视网膜时就发生了,比中枢大脑形成景象要早得多。我们的脊髓不只是捆传输大脑指令的电话线,它也在思考。当我们把手按在胸口(而非额头),为我们的行为做出保证时,我们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我们的体内流淌着荷尔蒙和多肽构成的浓汤,我们的情感漫游其中。脑垂体分泌的激素,释放出爱的念头(也许还有些可爱的想法)。这类荷尔蒙也处理信息。科学家们的最新推断表明,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一台神奇的并行分布式感知机,它能辨识并记住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分子。
对布鲁克斯来说,躯体就意味着简洁、明了。没有躯体的智能和超越形式的存在都是虚妄的幽灵,给人以错觉。只有在真实世界里创造真实的物体,才能建立如意识和生命般的复杂系统。只有创造出必须以真实躯体面存活的机器人,让它们日复一日地自食其力,才有可能发掘出人工智能或真正的智慧。当然,假如你意图阻止意识的涌现,那么只管把它与躯体剥离开来。

群的拓扑结构多种多样,但是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才能包容形态的真正多样性。事实上,由真正多元化的部件所组成的群体只有在网络中才能相安无事。其他结构,如链状、金字塔状、树状、圆形、星形等,都无法包容真正的多元化,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运行。这就是为什么网络差不多
与民主和市场意义等同的原因。
动态网络是少数几个融合了时间维度的结构之一。它注重内部的变化。无论在哪里看到持续不断的不规则变化,我们都应该能看到网络的身影,事实也的确如此。
与其说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网络是一个物体,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过程。在网络逻辑中,存在着从名词向动词的转移。如今,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有把产品当作服务来做,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你卖给顾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顾客做了些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与什么相关联,它做了什么。流程重于资源。行为最有发言权。
网络逻辑是违反直觉的。比如说,你要铺设连接一些城市的电话电缆。以堪萨斯城、圣地亚哥和西雅图这三个城市为例,连接这三座城市的电话线总长为3000英里。根据常识,如果要在电话网络中加上第四个城市,那么电话线的长度就必将增加。然而,网络逻辑给出的答案截然相反。如果将第四个城市作为中心(让我们以盐湖城为例),其他城市都通过盐湖城相连,电缆总长就可以减少至2850英里,比原来的3000英里减少了5%。由此,网络的总展开长度在增加节点后反而得以缩短!不过,这种效果是有限的。1990年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黄光明教授和堵丁柱2证明,通过向网络引入新的节点,系统所能够获得的最大节省大约为13%左右。在网络中,更多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我们发现,宇宙中最有趣的事物大都靠近网络模式这一边。彼此交织的生命,错综复杂的经济,熙熙攘攘的社会,以及变幻莫测的思绪,莫不如此。作为动态的整体拥有某些相同的特质:比如,某种特定的活力。
这些并行运转的系统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名字:蜂群、电脑网络大脑神经元网络、动物的食物链、以及代理群集。上述系统所归属的种类也各有其名称:网络、复杂自适应系统、群系统、活系统或群集系统。我在这本书中用到了所有这些术语。每个系统在组织上都汇集了许多(数以千计的)自治成员。“自治”意味着每个成员要根据内部规则以及其所处的局部环境状况而各自做出反应。这与服从来自中心的命令,或根据整体环境做出步调一致的反应截然不同。
这些自治成员之间彼此高度连接,但并非连到一个中央枢纽上。它们组成了一个对等网络。由于没有控制中心,人们就说这类系统的管理和中枢是去中心化分布在系统中的,与蜂巢的管理形式相同。
以下是分布式系统的四个突出特点,活系统的特质正是由此而来:
◎没有强制性的中心控制
◎次级单位具有自治的特质
◎次级单位之间彼此高度连接
◎点对点间的影响通过网络形成了非线性因果关系
上述特点在分布式系统中的重要度和影响力尚未经过系统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