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在轻易地取得意外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了脱离现实条件的战略目标——把美国人赶下海；中国这次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重大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修改战略方针的失误。6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从军事上讲，通过朝鲜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人们就总结出了“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纵观整个朝鲜战争及其结局，中国人是有理由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这时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做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一方面履行了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挽救了邻国朝鲜，另一方面则保障和巩固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政治基础，从而得到斯大林的巨大支持和援助。其结果，不仅稳定地确立了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和影响。亚洲革命的领导权由此全面转入中共手中，毛泽东成为无可替代的东方革命的领袖。

然而也必须看到，就前文所述毛泽东决策出兵的最初动机而言，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参战初期确定的“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的战略目标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第三次战役结束时接受联合国提案，实现停火，那么完全可以说中国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的结局体现了决策者所设定的战略构想。但是，随着中国的决策者将战略方针转变为“长期作战”，特别是在1951年1月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时，其战略目标已经从“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改变成“把美国军队赶出全朝鲜”，而在随后的两年半中，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1953年3月，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在战争中的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朝鲜战争结束的前夕，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工已经不只是口头上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地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因此，斯大林才会说：“苏联是先生，中国是学生。希望中国超过苏联，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超过苏联，就不是好学生。”又说中国是“亚洲的核心”，“东方的解放要依靠中国”。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中苏领导人之间大量的往来函电中看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这里无疑隐含着一种令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忧心的危机，如何处理中苏同盟关系中这个潜在矛盾，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倒下了，毛泽东站立起来，中苏关系由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角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报表、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举不胜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3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66%，还有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阜新发电厂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旧币）；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如此等等。

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旧币），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效率提高了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四十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

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最多时（1952年）达到26000人。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由此可见，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的空战中发挥了主要且不容忽视的作用。

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不愿意留下任何痕迹，让人觉得苏联人参与了朝鲜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一样，也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第四，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如前文所说，斯大林在被迫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也对毛泽东和他的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和担忧。斯大林最初阻止中国出兵，后来又在出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一再退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毛泽东和中共不信任，他要不断揣摩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谨慎地采取对策。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毛泽东心知肚明。于是，在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出动空军协助中国军队赴朝作战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就面临着一种命运攸关的选择。但是，他只能选择出兵，否则，刚刚缔结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中国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必然会给中共刚刚建立的政权带来极大威胁。毛泽东在党内反复讲“三驾马车”的故事，既是说服众人的理由，也是他对形势估计的真实感受。毛泽东此时所说“即使打不过美国也要打”，就说明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军事上的结果，而是如何取得斯大林的信任问题了。中共要保持革命的成果，要保存新生的政权，现在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只能依赖中苏同盟条约，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其前提就是要通过出兵朝鲜、决心与美国单独作战来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是有多重考虑的，而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考虑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条约的庇护保证中共的新生政权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其最后决定的动机所在。

第三，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现在的史料表明，在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挺进时，美国的确没有任何侵犯中国的意图。早在8月25日，那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正节节败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NSC73/4）就规定，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范围之内。无论中共部队是有组织地公开投入朝鲜战争，还是进攻台湾、澎湖列岛或印度支那，都不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不过，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袭扰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氛围中，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也是十分现实的。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边境安全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万一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实际上，斯大林10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已经表达出这种意向。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才提出了把“国境线”向南推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从上第四、第五阶段中国领导人的战术安排看，这种动机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然而，当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不能协同志愿军作战的意见后，这种保障条件已经消失，出国作战的前景自然十分暗淡。这时毛泽东的说法是：即令打不过美国也要打。显然，向南推移“国境线”在这里已经不是主要考虑了。这就是说，毛泽东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第二，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华民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革命的口号有利于宣传，也能打动人心，不过还应该看到，这种考虑的限度在于出战必胜，如果没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把握，只靠革命的勇气和激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美国仁川登陆之前，毛泽东数次要求中国秘密参战，应该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随着战局的变化，以上两种考虑便退居次要地位了。

综合分析目前各种史料揭示出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关于出兵朝鲜的言论和行为，可以判断，中国决策的动机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在上述情况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而已。第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达成了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如愿以偿，立即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京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后来又成立了马列学院分院。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只有出兵援朝，才能真正全面地掌握亚洲革命的主导权。此外，从中也可以看出陈兼所说的存在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中央王朝”的理念。在毛泽东的辞典中，东方情报局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和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毛泽东既有伟人的气魄，也有领袖的欲望，尽管不宜言表，却是在他的脑海里贯穿始终的。

第四阶段，1950年10月1日，朝鲜人民军主力已被击溃，三八线一带处于无人防守的状况，联合国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要求中国立即出兵，给予朝鲜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多数领导人认为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主张谨慎行事。毛泽东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决定组建志愿军，于15日开赴朝鲜，在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协同作战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中苏联手与美国军队作战就能打败美帝。现在看来，至少阻断联合国军继续北进还是有一定把握的。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见斯大林，商议苏联提供援助的具体事宜。

第五阶段，1950年10月11日，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挺进，美国军队也已经越过三八线，同时美国飞机袭击了苏联边境地区的空军基地。在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只能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出动，而周恩来坚持中苏两国同时出兵。双方谈判的结果是放弃朝鲜，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毛泽东最初同意了这个意见，后又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志愿军于19日先行出动，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山区建立防御阵地，等待苏联装备和空军到达后再展开进攻。后因形势紧迫，毛泽东又将部队入朝时间提前到17日。中国人估计，这种“出而不战”的作战方针仍可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
第六阶段，1950年10月18日，朝鲜已经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又发现美国大量军舰出现在三八线以北的咸兴地区海面，形势更加危急。斯大林命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即使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出动，也只能帮助保护中国领空，而不能入朝协同志愿军作战。毛泽东再次召彭德怀进京紧急磋商，最后仍决定，志愿军所有部队照原计划于19日开始过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只能凭装备低劣的陆军单独与占有海空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能否取胜或迟滞敌军北进，毫无把握。

从本书对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关于出兵朝鲜问题的讨论过程看，其决策的客观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决策目标，前后多次发生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5月14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台湾的战役。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已经同意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以完成对南方的解放和统一。从理念和本意上讲，毛泽东并不反对朝鲜通过武力手段实现统一的方针，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不过，毛泽东希望金日成等中国完成统一，即解放台湾后再采取行动。既然斯大林已经拍板，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时，金日成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声称不需要中国的任何帮助。毛泽东只是提醒朝鲜要提防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阶段，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在联合国的批准下组织了多国部队。中国领导人及时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备不测。在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南推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醒莫斯科和平壤，应防备敌人在侧后登陆，并提出中国可以派出军队，化装成朝鲜军队秘密参战，帮助守备后方海岸线。如此，就有可能在不暴露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帮助朝鲜取得全胜。然而，尽管金日成也有此意，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由此错过。

第三阶段，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被切断，主力部队陷入包围，战局出现逆转。中国政府同时向苏联和朝鲜提出紧急出兵的要求，其目标是在人民军北撤的同时，帮助朝鲜政府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以阻断敌军继续北进。关于出兵的形式，周恩来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中国军队”可以提供帮助。斯大林坚持要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撤回三八线防守，没有理会中国要求出兵的建议。如果此时中国出兵，保持三八线的原有状态应该问题不大，而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既能够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也不致引起美国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