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然后提到台湾。他希望由第7舰队实行双向封锁，即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要“置身事外，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尽管蒋介石的措辞含糊，但是杜鲁门把他的姿态看成是把国民党人拖进朝鲜战争的一种办法。杜鲁门说：“我们也许要按照这一方针行事，以使中国军队（即蒋介石军队）协助我们。”他认为，蒋介石会接受麦克阿瑟做他的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将大大有利于麦克阿瑟将军。如果蒋介石把统治国民党中国的大权交给麦克阿瑟，那么麦克阿瑟将成为两个而不是一个亚洲主要地区事实上的总督。蒋介石的这一提议也为麦克阿瑟后来企图把国民党人拖进战争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自由派的“第三世界主义”人士因为蒋介石极端保守的形象而反对国民党人参战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不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即1950年4月拟就的第68号文件，则是针对苏联1949年8月一颗核弹头试验所做出的反应，这一试验比美国预料的提前了好几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析家们（保罗·尼采是国务院的主要人物）研究了各种选择方案：美军全部撤回本土；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美国大幅度增加对盟国的援助。最后一条决定被选定了，这是使美国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手段。这样做的设想是，没有其他威慑力可以让苏联人相信美国对全球性防御是一丝不苟的。预计这要耗费惊人的费用，杜鲁门政府1950年度的财政预算仅130亿美元出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报告要求把年度预算增加到500亿美元，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0％。它预见到美国及其盟国要达到具有全面实力还需要四年，这四年是“危险阶段”。该报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苏俄企图通过直接的侵略和渐进的颠覆来统治世界。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杜鲁门政府在决策中采取了双轨战略。一方面避开亚洲大陆；另一方面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苏联扩张主义的任何企图，其反应程度只受限于战略的现实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并不是有意把美国自动纳入战争的触发器；不过，这份文件代表了一个政府的思维模式：一旦遭到挑战，它就决心全力反击。

朝鲜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感情强烈，他们津津乐道于回忆那些久远的年代，这个国家以拥有未受外来影响的文化而感到自豪。这种情感之最强烈者，莫过于一个被称作“两班”的稀奇古怪的社会阶层。

“两班”者，均是学者打扮，峨冠博带、长髯飘拂，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一门最特别的学问：记忆自己或是朝鲜其他家族的系谱。

在朝鲜人看来，中国、日本和俄国是世代仇敌。每当日本冒险向亚洲大陆发动周期性的帝国主义征战时，朝鲜都是最为理想的入侵路线。从防守的角度看，日本又把朝鲜半岛视作从中国刺向它的匕首。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对手中的每一家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利用朝鲜，除非许以一些交换的条件，比如贸易垄断或者政府的从属地位等，否则朝鲜不能指望其中任何国家来“保护”它。正如朝鲜的一句古代谚语所云：“鲸鱼打架，殃及小虾。”

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的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 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永不衰老的美国政坛老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场战争如是说。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坚称，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人数突破5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一令人恼怒的文字游戏。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撒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