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

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

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阶段的道德规则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改变。在狩猎阶段，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追捕、格斗和砍杀。当他抓到了猎物，总是要吃下三倍于自己胃消化量的食物，因为他拿不准何时才能吃到下一顿。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的国与国之间一样。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 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 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 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
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在论及生物学与历史的关系时，作者提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他把战争比喻为一个国家的觅食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联合，除非各国组成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间必然不断重复生存竞争的逻辑。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今天世界各国与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会有所助益。再如，作者认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人与其说生而平等，不如说生而不平等也不自由。因个人能力的差异，自由状态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所以平等是对才智高明的人的自由的压抑。渴求平等的都是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乌托邦式的平等是生物学上的灾难，等等。这些论述读起来可能不那么悦目，看上去在宣扬某类人的优势论。但细细想来，也不是无根无据之谈。我们都知道如果实行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人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引起历史上无数次业已发生过的暴力革命或非暴力的占领华尔街式的运动。在作者看来，整个经济史就是财富反复集中又被强制再分配的过程。由于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某种涉及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时，比如考虑制订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时，就不能头脑简单，似乎只要纠偏、简单平均主义即可。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在照顾多数学习能力平平的学生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少部分学习能力出众的学生的利益，而这部分人的发展可能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