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现在漂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平生不善守钱。余剩的钞票超过了定数,就坐立不安,非想法使尽它不可。缘缘堂落成后一年,这种钞票作怪,我就在杭州租了一所房子,请两名工人留守,以代替我游杭的旅馆。这仿佛是缘缘堂的支部。旁人则戏称它为我的“行宫”。他们怪我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去作寓公。但我自以为是。古人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相信这句话,而且想借庄子的论调来加个注解:益就是利。“吾生也有涯,而利也无涯,以有涯遣无涯,殆已!已而为利者,殆而已矣!”所以要遣有涯之生,须为无利之事。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和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
管弦乐合奏。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春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缸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着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也多,欢浓之时愁也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同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诡计!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 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
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阵柳絮吹在你的头发上,脸孔上,和嘴唇上,使你好像冒了雪长了白胡须。我笑着搂住了你的肩,用手帕为你拂拭。你也笑着仰起了头依在我的身旁。这在我们原是极寻常的事:以前每天你吃过饭,是我同你洗脸的。然而路上的人向我们注视,对我们
窃笑,其意思仿佛在说:“这样大的姑娘儿,还在路上教父亲楼住了拭脸孔!”我忽然看见你的身体似乎高大了,完全发育了,已由中性似的孩子变成十足的女性了。我忽然觉得,我与你之间似乎筑起一堵很高,很坚,很厚的无影的墙。你在我的怀抱中长起来,在我的提携中大起来;但从今以后,我和你将永远分居于两个世界了。一刹那间我心中感到深痛的悲哀。我怪怨你何不永远做一个孩子而定要长大起来,我怪怨人类中何必有男女之分。然而怪怨之后立刻破悲为笑。恍悟这不是当然的事,可喜的吗？

但我到了楼上,并不继续看报。因为我看刚才的事件,觉得比看报上的国际纷争直接明了得多。我想:世间人与人的对待,小的是个人对个人,大的是团体对团体。个人对待中最小的是小孩对小孩,团体对待中最大的是国家对国家。在文明的世间,
除了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而外,人对人的交涉,总是用口的说话来讲理,而不用身体的武力来相打的。例如要掠夺,也必用巧妙的手段;要侵占,也必立巧妙的名义:所谓“攻击”也只是辩论,所谓“打倒”也只是叫喊。故人对人虽怀怨害之心,相见还是点头握手,敷衍应酬。虽然也有用武力的人,但“君子开口,小人动手”,开化的世间是不通行用武力的。其中唯有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不然:小孩对小孩的交涉,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相打;国家对国家的交涉,也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战争战争就是大规模的相打。可知凡物相反对的两极端相通似,相等。国际的事如儿戏,或等于儿戏。

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意义。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
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作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最高的艺术家有言:“无声之诗无一字,无形之画无一笔。”可知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原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皮毛而已。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古人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又日:“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弘一法师教人,亦常引用儒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谓“文章”,“言”,“文艺”,便是艺术;所道”,“德”,“器识”,正是宗教的修养。宗教与艺术的高下重轻在此已经明示;三层楼当然在二层楼之上的

饭厅上的可笑由于合并而来,宿舍里的可笑则由于分别而生。住的地方和睡的地方,分别为二处。数百学生,每晚像羊群一般地被驱逐到楼上的寝室内,强迫他们同时睡觉;每晨又强迫他们同时起身,一一齐驱逐到楼下的自修室中。明月之夜,倘在校庭中多流连了一会儿,至少须得暗中摸索而就寝;甚或蒙舍监的谴责,被视为学校中的犯法行为。严冬之晨,倘在被窝里多流连了一会儿,就得牺牲早饭,或被锁闭在寝室总门内。照这制度的要求,学生须同畜生一样,每天一律放牧,一律归牢,不许一只离群而独步。那宿舍的模样,就同动物园一般。一条长廊之中,连续排列着头二十间寝室的门。门的形状色彩完全相同。每一寝室内排列着三六十八只板床,床的形状也完全相同。各室中的布置又完全相同。你倘若被编排在靠近长廊首尾的几间寝室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