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社会”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在加速城市
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大力提倡社区建设,然而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如火如茶的社区建设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滕尼斯的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聚合,构成其概念的为三个要素:地域、血缘以及共同的信仰,而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三种要素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削弱的过程。②在现代化社会中,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受到推崇。相对于马克思的把家庭、氏族、亚细亚国家都视为自然形成的或政治性的共同体而言,滕尼斯的社区是一种小群体的“社区”。③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深,社会中的个体也必将日益寻求独立与自由;当国家这个更高层次上的“社区”尝试通过制度性的手段来架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时,滕尼斯的社区因其地域性和出自“本质意志”的亲情及共同的文化纽带而成为当然的选择。而社区的反现代性如何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不令人深思。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形式的理论的
经典意义。

韦伯的这个经典命题以及相关的论述,透露出他对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悲观论调。工具理性的发展虽然大大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是伴随此种发展的社会组织—“科层制”却慢慢将人限制,人们失去积极创新的活力,沦
为驯服适应现状的小螺丝钉,变成毫无生气的“秩序人”。④
(赵莉莉)
①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②侯钓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
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③〔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论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④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
社200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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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是韦伯在论述“法理型统治”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体系。法理型统治的基础是合理性的法律,法律的合理性有两种来源:一种来源于对主观判定的某种终极价值的信仰,即价值的合理性;另一种来自对能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的信任,即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理性成分最高的是目的合理性行动,在这类行动中,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手段都具备了合理的思考和选择。②韦伯比较关注的正是这种理性成分最高的、具有工具合理性的法理型统治,即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组织进行的统治,也就是科层制统治。从理性成分角度衡量一个社会理性化程度,在一个所有领域都遍及科层制的
社会里,科层制也就成为社会理性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