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我想到三十三年前，我从我爸爸那儿出来，身边也有这么许多人，那一回我急急忙忙奔向前去，在十亿同胞中抢了头名，这才从微生物长成一条大汉。今天我又上路，好像又要抢什么头名，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里去长大几亿倍。假如从宏观角度来看，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我这么做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就算真是如此，能不能中选为下一次生长的种子和追名求利又有什么关系？

夫子曰：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到底不愧是夫子，好大的学问！我搞我的化学，我爸爸搞他的数学，井水不犯河水，他非要问我数学学得怎样。我要说不会，他就发火，说是不学数学能成个什么气候？我要说会呢，那更不得了，他要出题给我做。忙了一星期，回家去做题！这叫什么家，简直是地狱。我妈也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说：“你躲你爸爸，可别连我也躲呀！再说你爸爸关心你，你这么计较就不对了。”
“我没计较。妈，爸爸是虐待狂。他就喜欢看我做不出题出冷汗。其实不是我做不出，是他编的题目不通。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要是胡编几道题，他也做不出。让他尝尝这拉不出屎的滋味，你看了一定不忍心。”
“算了算了，就当陪他玩玩，你何必当真？他这人这样干了一辈子，我都改造不了，别说你了。”

为了破坏课桌的事，老师写了一封信，叫我带回家。那信被我全吃了，连信皮在内，好像吃果丹皮一样。第二天老师管我要回信，我说我爸爸没写，她知道我撒谎，又派班长再带一封信去，我领了一帮小坏蛋在胡同口拦截，追杀了五里方回。最后老师自己来了。她刚走，我爸爸就拎着耳朵把我一顿狠抽，打断了鸡毛掸，正要拿另一根，妈正好回来。她看见我爸爸揪着耳朵把我拎离了地（我的耳朵久经磨练，坚固异常），立刻惨呼一声，扑过来把我抢下来。接着她把我爹一顿臭骂。我爸爸说这样做是因为“这孩子像土行孙，一放下地就没影儿”，我妈不听，她把我救走了。
我妈救我到医院，先送我到耳科，看看耳朵坏了没有。大夫对我的耳朵叹为观止，认为这不是耳朵，乃是起重机的吊钩。然后她到产科要了一张单人床，把我安顿在她房间里。发我一把钥匙，和我约法三章：一是可以不上学，她管开病假条，但是考试要得九十分以上。第二是如果不上学，不准出去玩，以防被人看见。第三是钱在抽屉里，可以自由取用，不过要报账，用途必须正当。如果没有意见，这就一言为定。违反约定，就把我交给我爸爸管教。我立刻指天为誓道：倘若王二有违反以上三条的行为，情愿下地狱或者和爸爸一块过。我妈大笑，说她真是糊涂，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自己还一个人过。

我开始辨认星座。有一句诗说：像筛子筛麦粉，星星的眼泪在洒落。在没有月亮的静夜，星星的眼泪洒在铃子身上，就像荧光粉。我想到，用不着写诗给别人看，如果一个人来享受静夜，我的诗对他毫无用处。别人念了它，只会妨碍他享受自己的静夜诗。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我一步步走进星星的万花筒。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在何处，没人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直到入睡，我心里还带着一丝迷惘。

因为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她是如此无知，所以她无罪。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可是我从队里逃出来时，原本不打算找陈清扬，打算一走了之。走到山边上才想到，不管怎样，陈是我的一个朋友，该去告别。谁知陈清扬说，她要和我一起逃跑。她还说，假如这种事她不加入，那伟大友谊岂不是喂了狗。

而后面荒山里的低洼处沟谷纵横，疏林之中芳草离离，我在人迹绝无的地方造了一间草房，空山无人，流水落花，住在里面可以修身养性。陈清扬听了，禁不住一笑说：那地方怎么走？也许我去看看你。我告诉她路，还画了一张示意图，自己进山去了。

那天晚上我请陈清扬来吃鱼，所以应该在下午把鱼弄到手。到下午五点多钟我才想起到戽鱼的现场去看看。还没走进那条小河汊，两个景颇族孩子就从里面一路打出来，烂泥横飞，我身上也挨了好几块，直到我拎住他们的耳朵，他们才罢手。我喝问一声：
“鸡巴，鱼呢？”
那个年纪大点的说：“都怪鸡巴勒农！他老坐在坝上，把坝坐鸡巴倒了！”
勒农直着嗓子吼：“王二！坝打得不鸡巴牢！”
我说：“放屁！老子砍草皮打的坝，哪个鸡巴敢说不牢？”
到里面一看，不管是因为勒农坐的也好，还是因为我的坝没打好也罢，反正坝是倒了，戽出来的水又流回去，鱼全泡了汤，一整天的劳动全都白费。我当然不能承认是我的错，就痛骂勒农。勒都（就是那另一个孩子）也附和我。勒农上了火，一跳三尺高，嘴里吼道：
“王二！勒都！鸡巴！你们姐夫舅子合伙搞我！我去告诉我家爹，拿铜炮枪打你们！”
说完这小兔崽子就往河岸上蹿，想一走了之。我一把薅住他脚脖子，把他揪下来。
“你走了我们给你赶牛哇？做你娘的美梦！”
这小子哇哇叫着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槌不了我。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须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二、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三、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气枪，用一碗绿豆做子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气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了是我。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所以春天我去插秧，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又去放牛，吃不上热饭。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气枪，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该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