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至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等人都把他们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他们自己没有因此昏了头。希特勒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对象，而且也是个人崇拜理论最早、最持久、最热烈的信仰者。

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些政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度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猛兽”的基础上。

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不现实。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生前，由他自己进行。

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缚他的机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纲领，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种需要时间成长的事业，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给后任干，连接班人都不安排（关于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希特勒的大屠杀是在战时进行的，但它们不是战争行动。相反可以说，他是以战争为借口进行与战争无关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一直是个心愿的大屠杀。“既然在前线最优秀的人阵亡了”，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后方起码可以消灭害虫。”消灭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害虫的人，与战争的关系只在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得战争胜利或扭转败局的工具。

“对于东方的非德意志人，不许设立四年制以上的公立学校。这种公立学校的目的只是：最多直到500的简单计算，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套关于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劳、与老实是上帝的戒律的教学内容。阅读能力，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这些公立学校以外不允许任何学校存在……在严格推行这些措施的十年以内总督区的人口必然只由剩余的、低级的民众组成。这批民众将作为无人领导的劳动民族等候使用，每年为德国提供流动工人与特别的劳动任务（筑路、石矿、建筑）所需的工人。”

早在1941年3月30日，也就是在开战前几个月，他（希特勒）在高级军官前作了一个演讲，他对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必须告别战友情怀。共产党人在以前不是战友，以后也不是战友。这是一场灭绝性战争……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保留敌人……在东方，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和。”

对于德国人，官方的说法是，犹太人只是被“迁居了”；希特勒甚至还让德国的犹太人尽量不直接运往灭绝营，而是先把他们运到波希米亚的大犹太居住区特雷西亚市，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给他们的德国熟人写些明信片，然后还是被继续运往奥斯维辛。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但很奇怪，又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有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来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两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万百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的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铁一般的语调 ”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方面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会不再足够强大与愿意作出牺牲，为它的生存付出鲜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被另一个更为强大国家消灭掉。我将不会为德意志民族哭泣掉泪。”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由各种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状况，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惟一的政治资本。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