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今天文明的最高原则是方便，使天下的一切变得易于把握和理解。这种方便原则与伟大原则处处相背，人类不可能为了伟大而舍弃方便。因此，这些古迹的魅力，永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
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和古迹就会遇到双向的悲怆：人类因无所敬仰而浅薄，古迹则因身后空虚而孤单。

他非常热爱埃及文物，说小时候老师带他们到各地旅游，还见到不少横七竖八地杂陈在田野中的文物，谁也不重视，小学同学甚至还会拿起一块石头去砸一尊塑像的鼻子，不知道这尊塑像很可能已经三四千岁。普遍重视文物，是后来外国学者和游客带来的眼光。而他自己，则是在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之后，才明白过来。

我们在这条小街上发现了一家中国餐馆，是内蒙古一位叫努哈·扈廷贵的先生开的。
我让他谈谈身处另一个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样随便，随便得不可思议。”
他说，在这里，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中间还要按常规喝一次红茶，吃一顿午餐，做一次礼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时间？
除了五分之一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时间约定。再紧急的事，约好半小时见面，能在两小时内见到就很不容易了。找个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钱一次性付给他，第二天他多半不会来修理，花钱去了，等钱花完再来。连农民种地也很随意，由着性子胡乱种，好在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总有收获，可以糊口。
我们也许不必嘲笑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使我困惑的只是：如果金字塔也是这个人种建造的，那么，他们的祖先曾经承受过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确的长期劳役，难道，今天还在大喘气，一喘就回不过神来了？
我对扈先生说：“一个人的过度劳累会损耗元气，一种文明也是。”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我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面对的，
都是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感叹号或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

再高的文明在自然暴力面前，也往往不堪一击。
但它总有余绪，飘忽绵延，若断若连。
今天的世界，就是凭着几丝余绪发展起来的。

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
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
受辱的象征。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上，既缺少个体健全的标志，也缺少这方面的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但在当初，像希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长期被土耳其占领，只要略有文明记忆的人一定会非常痛苦。因为文明早已成为一种生态习惯，怎么能够忍受一种低劣的方式彻底替代？
但是希腊明白，占领早已结束，我们已经有了选择记忆的权利。于是，他们选择了优雅的古代，而不选择痛苦。在他们看来，纳夫里亚海滨的这些城堡，现在既然狰狞不再，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咋，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大家只在城堡之下，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
我到希腊才明白，悠闲，首先是摆脱历史的重压。由此产生对比，我们中国人悠闲不起来，不是物质条件不够，而是脑子里课题太多、使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