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面对这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罪行,又有哪个知县或按察使敢抱一种玩世不恭的嘲笑态度呢?正如读者在本书第四章将看到的那样,一系列在形式上相似的妖术行为均为刑典所禁,这就使情况更是如此。同时,也许妖术真的是存在的,尽管可能性很小,可又有谁敢担保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肯定还是因此而引发大恐慌的可能性。如果坏人试图施行妖术,他们实际上便已经在民众中触发了危险的恐惧感,因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到头来,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反倒是那些对他们提出指控的原告却因为成了笨蛋或作假者而陷于难堪。当官员们在审讯大堂里站起身来时,一定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在他们退堂后下去用茶时,一定感到自己对于无知大众的轻蔑态度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这只不过是一件荒谬的小事,只不过是一些在愚昧百姓中流传的迷信谣言而已。至于那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也许只是在胡思乱想。
死了一个囚犯?——可是囚犯死亡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事。
会因为此事而惹出别的麻烦?——可能性实在不大。

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在妖术恐慌所波及到的省份,居住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不少人被搞得丧失生命或身败名裂。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

然而,要阻止公众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也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据其他文化所提供的例证,如果政府因为认为妖术不可知或不可信而禁止老百姓以暴力来对付它,则其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从细微末节来看,地区间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有以下一些要素：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即“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通过向受害者撒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去发辫时无法抵抗；受害者极可能是男性孩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
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唯此为大的事情。在清代,人们对大多数疾病的原因还不甚清楚或存有误解,因此,当孩子患病的时候,便不能排除这是因妖术引起的可能。那些本来便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如和尚与道士),在人们按情理的推想中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务的种种手段(例如,大概是从密书中抄录下来的符文咒语),也就最有可能是妖党术士流了。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公堂上的用刑虽能逼人招供,却往往会因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级官府翻供而使供词难以作数。当某件案子达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谁说这是一件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又一桩早已司空见惯的丑事。现在,省里的官员们很乐意于销掉这个案子。

在萧山县,一个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对那些来自外县、有“剪人发辫”之嫌的游方僧人应予拘捕。因为,一个掌握了正确“技艺”的术士,可以对着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的头发念读咒语,而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们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意义问题。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于当今皇朝的象征。

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联想到中国人自那时以来的经历,我们对他们生活于十八世纪的祖先竟会因当时的情形而产生鬼魂附体的可怖念头,是否便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令人生畏的。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