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也觉得，最费精神的事情过后想想最没有价值，但一遇到麻烦就不由自主地粘在里边出不来了。你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快速地解脱自己的，譬如一个警句，一个座右铭？”

“我老想四个字——人生太短。”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嶙峋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缸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的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绳驱车向后转，另找出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了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吗？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太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的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灾难，对于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被丢弃的它可怜，丢弃了它的清代更可怜，连一把罗圈椅也坐不到了，凄凄惶惶，丧魂落魄。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是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把自己找回。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极不容易。为此，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

我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想不清楚就动笔为文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肯定苦闷，彷徨，混沌，生涩，矛盾的精神地位和审美价值。以我的经验，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