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

因此,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
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
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这个“几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从未存在真正“极权”的政体。从未缺少过一些形式
的抵抗,对于暴政的纠正,即使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
的苏联—在这两个国家里,公众的意见、法律、外
国的压力、宗教、对于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让只有十几、二十几年历史的暴政难以立足,并或多或少地充当刹车的作用。只有在集中营里,下层阶级对权力的约束不复存在,使这些小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对于那些对权力并不过份热心的人来说,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好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的明显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利之中。

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也没有家。

“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斯维沃《齐诺的自白》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在灵魂中如此之深处,只有专家一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

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

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

另有一种罪恶感，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发现自己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这种内疚“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就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暖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从此以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
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古舟子咏》

活着的人代替死去的人活着，但是活着的人无法代替死去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合适的说法，那些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那些优秀的人死去了。如果非要问为什么，因为集中营的生活是一种霍布斯式的生活

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 Alessandro manzoni)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