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自我是基于‘它’与外在现实接触而分化出的适应装置;另一方面则将自我定义为许多认同的结果,这些认同最终在个人内在形成一个受到‘它’所投资的爱恋对象”。伊丽莎白格罗兹则将这两种自我分别称为“现实的
自我”(the realist ego)和“自恋的自我”(the narcissistic ego)。

师傅打断沉默总是很随意个反讽式的评论,一个棒喝。
这正是禅师依照禅的技术去寻找意义的方式。这一技术让学生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师傅并不传授现成的权威知识,他只是在学生快要找到答案时才给出一个回答。
“让学生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这是拉康对自己的精神分析教学法的一个总体说明。此后的十年间—十年后,因为与法国学会决裂,研讨班易地巴黎，高师——拉康的声音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要在这个医院的会议厅里回荡,他就像禅宗公案里的“师傅”,以充满机锋的话语出其不意地掀起主体身上的无意识帷幕。从这个时候起,拉康将通过不断指认自己是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成为一个新学派拉康主义一的领袖,虽然他常常故作姿态地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拉主义者。

不论是对于拉康本人而言,还是对于法国精神分析运动而,1953年的这两个文本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尤其《罗马报告》,可以说是拉康的理论宣言,它以一种绝对权威的口吻、一种颐指气使的话语、一种巴洛克式的文体表述了一个充满自夸妄想的主体的幻形,在那里,他的自信与自负、他的博学与机智、他的敏锐与纵情,无一不令人动容。请回味一下他开篇的这段修辞,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绝对的主人的声音
其实,我想起,远在世上至尊高位的荣耀被建立以前,奥路斯·吉里乌斯( Aulus gellius)在其《雅典之夜》中就对被称为圣梵蒂冈山( Mons vaticanus)的地方作了语源学的考察,认为这个
地名源起于 vagile(婴儿的初啼),该词指的是言语的雏音
因此,如果说我的言辞也不过是婴儿的初啼,那它至少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来更新我们的源起于语言的学科的基础。
进而,这个更新已从历史中汲取了足够多的意义,对我而言,我并不想为了采用一种与彻底地诘问我们的学科基础相称的反讽风格而去和传统风格决裂——传统风格总是把一个“报告”置于汇编
和综合之间。
英语世界的拉康研究者玛尔考姆·波微对这个开场辞有一段充满联想的评述。波微说,拉康对梵蒂冈的语源学参照说明了某种幻念式的权力游戏被引入其中,如同罗马教皇的权力吸收并改造了罗马异教文化一样,精神分析的新宣言也被期望着来改造目前的言说的形式,以使精神分析再度从其平凡的开端向壮观的预言式语调攀升。波微还说,拉康选择了很好的登台亮相的地方,因为罗马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已经获得了
一个特别象征性的地位:它是这样一座城市,在那里知识和权力一一也就是全知和全能一的幻念能够被自由地接受,并且在这座城市里,事物的一种古代的秩序是永不会过时的话题。那种一天天改变着罗马城市风景的埋葬与重新挖掘的过程,为精神分析观察者提供了一种与其职业使命相关的悦人的主体寓言。当初弗洛伊德进入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时,曾把他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新的汉尼拔,而拉康也紧步其后经常以凯旋者的腔调谈及他的罗马演说。但是,作为一个尚未如愿的征服者,他赞美、嫉妒的对象和征服的目标,并不是一座石头城,而是一座词语之城;当被驱逐排斥的震惊仍在天空回首时,他寻求发现、拯救、恢复和拥有的正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对拉康来说,“罗马是这样一种地方,在
那里,言说的新的权力应该被重新发现,以及在那里,在那些权力的保
护下,精神分析应该被重新奠基。拉康宣告了他的新的科学的第一声哭
叫,这哭叫预示着它的最为稳定的成年的声明”①。

拉康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他总是以一种“知识恐怖主义”的策略把诸如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数学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术资源整合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意欲实现精神分析的伽利略革命和牛顿革命,即把弗洛伊德的“哥白尼革命”进一步推向“科学化”的方向,属于知识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