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并不完整。在他眼中,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在生育方面,女性是被动的,只能接受,而男性则是主动且多产的。亚理斯多德宣称小孩只继承男性的特质。他相信男性的精子中具有小孩所需的全部特质,女性只是土壤而已,她们接受并孕育种子,但男性则是“播种者”。或者,用亚理斯多德的话来说,男人提供“形式”,而女人则仅贡献“质料”。
像亚理斯多德这样有智悲的男人居然对两性关系有如此谬误的见解,的确令人震惊而且遗憾。但这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亚理斯多德对妇女与儿童的生活大概没有多少实际的经验。第二,这个例子显示如果我们任由男人主宰哲学与科学的领域的话,可能发生何等的错误。

亚理斯多德描述了三种良好的政治制度
一种是君主制,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位元首。但这种制度如果要成功,统治者就不能致力于谋求私利,以免沦为“专制政治”。
另一种良好的制度是“贵族政治”,就是国家由一群人来统治。这种制度要小心不要沧于“寡头政治”(或我们今天所称的“执政因”式的政治制度)。第三种制度则是亚理斯多德所称的 Polity,也就是民主政治的意思。但这种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当年即使专制的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元首,他手下那些纳粹分子可能也会造成可怕的暴民政治。)

亚理斯多德认为,快乐有三种形式。一种是过着享乐的生活,一种是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公民,另一种则是做一个思想家与哲学家
接着,他强调,人要同时达到这三个标准才能找到幸福与满足。他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不平衡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如果生在现今这个时代,也许会说:一个只注重锻炼身体的人所过的生活就像那些只动脑不动手的人一样不平衡。无论偏向哪一个极端生活方式都会受到扭曲。
同理也适用于人际关系。亚理斯多德提倡所谓的“黄金中庸”也就是说:人既不能懦弱,也不能太过鲁莽,而要勇敢(不够勇敢就是懦弱,太过勇敢就变成鲁莽);既不能吝啬也不能挥霍,而要慷慨(不够慷慨即是吝啬,太过慷慨则是挥霍)。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吃得太少或吃得太多都不好。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两人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想起希腊医学的主张:唯有平衡、节制,人才能过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一件事物的形式乃是它的特征
亚理斯多德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
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
苏菲,假设现在你眼前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正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因此我们所谓的一只鸡的“形式”就是指鸡这种动物的特征,也可以说是鸡的各种行为。当这只鸡死时(当它不再咕咕叫时),它的“形式”也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说起来很悲哀),但这时它已经不再是鸡了。
“质料”总是可能实现成某一特定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质料”总是致力于实现一种内在的可能性，亚理斯多德认为自然界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物质从“潜能”转变为“实现”的结果。
同样的,亚理斯多德相信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可能实现或达成某一个特定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鸡与蛋的问题。鸡蛋有成为一只鸡的潜能,这并不表示每一个鸡蛋都会变成鸡,因为许多鸡蛋到头来会变成人们早餐桌上的煎蛋、蛋卷或炒蛋等佳肴,因而未能实现它们的潜能。同理,鸡蛋显然不能变成一只鹅,因为鸡蛋没有这样的潜能。因此,件事物的“形式”不但说明了这件事物的潜能,也说明了它的极限。

他也认为马的形式是永恒不变。但他认为马的“理型”是我们人类在看到若干匹马后形成的概念。因此马的“理型”或“形式”本身是不存在的。对于亚力斯多德而言,马的“理型”或“形式”就是马的特征,后者定义了我们今天所称的马这个“种类”。
更精确地说,亚理斯多德所谓马的“形式”乃是指所有马匹都共有的特征。亚理斯多德并不相信自然界之外有这样一些模子或形式放在他们所属的架子上。相反的,亚理斯多德认为“形式”存在于事物中,因为所谓形式就是这些事物的特征。
所以,亚理斯多德并不赞成柏拉图主张“鸡”的理型比鸡先有的说法。亚理斯多德所称的鸡的“形式”存在于每一只鸡的身上,成为鸡之所以为鸡的特色,例如:鸡会生蛋。因此真正的鸡和鸡的“形
式”就像身体与灵魂一般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亚理斯多德批评柏拉图的理型论的大要。

亚理斯多德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想法与意念都是透过我们看到、听到的事物而进入我们的意识。
不过我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因此天生就能够组织所有的感官印象,并且将它们加以整理与分类,所以才会产生诸如“石头”、“植物”、“动物”与“人类”等概念。而“马”、“龙虾”、“金丝雀”这些概念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形成的。
亚理斯多德并不否认人天生就有理性。相反的,根据他的说法,具有理性正是人最大的特征。不过在我们的感官经验到各种事物之前,我们的理性是完全真空的。因此人并没有天生的“观念”。

她并不确定柏拉图所谓永恒范式的说法是否都对,但“每一种生物都是理型世界中永恒形体的不完美复制品”,这种想法多美妙啊!世上所有花、树、人与动物不都是“不够完美”的吗?
苏菲周遭所见的事物在在如此美丽、如此生气盎然,以至于她不得不揉揉眼睛才能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不过,她现在眼见的事物没有一样会永远存在。但话说回来,在一百年之后,同样的一些花
朵和动物仍然会在这里。虽然每一朵花、每一只动物都会凋萎、死去,而且被世人遗忘,但却有某种东西会“记得”它们从前的模样。
苏菲向远处望去。突然间一只松鼠爬上了一棵松树,沿着树干绕了几圈,然后就消失在枝桠间。
苏菲心想:“我看过这只松鼠!”然后又悟到也许这只松鼠并非她从前看到的那只,但她看过同样的“形式”。在她看来,柏拉图可能说得没错。也许她过去真的见过永恒的“松鼠”一在理型世界中,在她的灵魂还没有栖息在她的身体之前。
有没有可能苏菲从前曾经活过呢?她的灵魂在找到身体寄宿之前是否就已经存在?她的身体内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物体,一个不受光阴侵蚀的宝物,一个在她的肉身衰朽之后仍然活
着的灵魂?

当你看到一个影子时,一定会假定有一样东西投射出这个影子。你看到一只动物的影子,心想那可能是一匹马,但你也不太确定。于是你就转过身来,瞧瞧这匹马。而比起那模糊的影子,这匹马当然显得更俊秀,轮廓也更清晰。
同样的,柏拉图也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只是永恒形式或理型的影子。但大多数人活在影子之间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从不去思考是什么东西投射出这些影子。他们认为世间就只有影子,甚至从不曾认清世间万物都只是影子,也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灵魂不朽的物质从不在意。

就像我们看到的,哲学家努力掌握一些永恒不变的事物。举例来说,如果我要你就“某个肥皂泡的存在”这个题目来撰写一篇哲学论文,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原因之一是:往往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之前,肥皂泡就破了。原因之二是:这个肥皂泡没有另人看过,并且仅存在五秒钟,这样的哲学论文可能很难找到市场。
柏拉图认为我们在周遭的自然界中所看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可以比做是一个肥皂泡泡,因为没有一件存在于感官世界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迟早会死,而且会腐烂分解。即使一块大理石也会发生变化,逐渐分解。(希腊的高城目前正逐渐倒塌,这真是非常糟糕的事,但也没有办法。)柏拉图的观点是:我们对于那些不断改变的事物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于那些属于感官世界的具体事物只能有意见或看法。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有那些我们可以运用理智来了解的事物。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所以世间才没有不会分解的“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必然是由某种物质做成。这种物质会受时间侵蚀,但做成这些东西的“模子”或“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对柏拉图而言,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

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他称这个实在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这种独树一格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柏拉图的理型论”。

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比一千个答案要更具爆炸性。

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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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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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如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
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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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如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
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比一千个答案要更具爆炸性。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这使得他能够不断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弱点。即使在市区广场的中心,他也照做不误。于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与苏格拉底谈话无异于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