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极其完美的阐述。和他一样,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

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认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换言之,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

因此,对于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因为人生先于自由,必将远远超过了自由这个价值。所以,我时常提点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点自己不要过于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条件、苦闷于一个时代的“笼恩”。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

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如果说当下的我还有些超脱,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我有另个自己,他独坐云端,观照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提点我不要因为和其他孩子抢粮食或炫耀抢来很多粮食而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慨叹上帝已死、世道崩溃,并且纷纷自况“万念俱灰”时,我却看到时间没有崩溃,并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拥有自己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时间而拥有神明。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够获取无穷力量的另一个源泉。

当然,我这里讲的神明,并不是中国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谓“放弃”也并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们所说的“舍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我珍爱时间不过是想借此获得更多机会去创造罢了。同样,遁世的观念是于世无补的,更不值得赞美,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人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变得美好。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同样,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毫无神性可言。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跳出单位思考人生,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
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
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夺来夺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第一,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
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关于上面的独立,在1932年胡适和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发刊词上亦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相通之处。我们既要防范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
也要防范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一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筒,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儿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虚构的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复仇者究竟是在寻仇,还是在寻欢作乐,这才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杀人者不惜一死,旁观者大声叫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复仇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快感,满足久违的征服欲望与宣泄。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快意恩仇”。如岳飞在《满江红》中所写的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饥渴的背后,同样是受着快意的驱使,而非只是为了还我河山。

恨并快乐着。如果说弗洛伊德笔下人的“力比多”本能假设属实,即人有逃避痛苦、寻找快乐的需要,有释放力比多的冲动,那么复仇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公正,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另一种形式
的“寻欢作乐”的欲念罢了。

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正是因为上述第二种逻辑,使章子怡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罪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

美丽或者勇敢的新世界,究竟谁来缔造?理性时代的刺耳声音是,既然上帝只收礼不办事,不值得信赖与依靠,那么就不如让人类自己做上帝。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为世界做“排毒养颜”,他们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