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惟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速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遵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之于普通人民。

任何细心地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中国的孔子理想的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他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真将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二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在中国,吾们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们当作潜伏的坏蛋——这是我们老早应该如此的——却把他们当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诚实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统治阶级人人成为仁爱的贤人君子而爱民如子。吾们以诚实不期望之,故对他们说:“直接地干吧,你们可以任意使用国家公共资产,吾人不要求你们公开预算,或公布岁支账目。”吾们对军阀说:“干吧,我们信任你将爱民如子,故吾人将听凭你凭良心抽课人民捐税。”吾们对外交人员说:“干吧,吾们对于你们的爱国心具有绝对的信仰,故允许你们有权缔结任何国际条约不用征求人民的同意。”更对全体官吏说:“你俏能做像贤人君子,吾们将替你建立牌坊,以资褒扬,但俏你变成坏蛋,吾们不致把你囚入牢狱”。其他国家中,从未有如此拿对贤人君子的态度对待官吏的。假令韩非子生于今日,他将劝导吾人以坏蛋视之,因而对官僚说:“吾人不欲箴劝你们行仁义之道,亦不复建立牌坊来扬你们,即使你表现为贤人君子的行为;但你胆敢做出欺民亡国的坏蛋行为,则吾人将请你进牢狱”。这办法是消灭腐败政治的比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
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由此观之,面子这样东西虽无从下一定义,但差不多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

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

“名分学说”,即孔子学说通常所被称之代名词,实为家族制度背后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道理乃所以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者,它同时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为名分。名分赋予每一个男子或女子在社会上所应处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归于适当地位”。名分的社会理想亦为个人都处于适当地位。“名”的意义为名称,“分”的意义为本分。孔子学说实际上常被称为“名教”或即为“名分的宗教”。名称是一个称号,所以给予人表明各个在社会上所处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与别个人的关系。缺乏一个名号,或在社会关系中的定限一个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从而也不知道怎样控制他的行为。孔子的理想便是这样,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维持。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文化也者,盖为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此长长三千年中,他们固饶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的观察人生;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天地古今之所,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他们还有许多闲暇时间来谈论列祖列宗,深思熟虑前代俊彦之功业,批评他们的文艺体裁和生活风度之变迁,参照历史上之因果,藉期理解当代人生的意义。由于这样的闲谈熟虑,历史的意义乃始见伟大,它被称为人生之“镜台”,它反映出人类生活的经验,俾资现代人民之借鉴,他好像汇萃的川河,不可阻遏,不尽长流。史籍的写作因以成为最庄严重要的一种文学,而诗的写作成为最高尚最优美的抒情的手段。
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而每间隔五百年或当习俗变迁,新势力笼罩之下,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倍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他们常喜悬拟所谓永生不灭的一种幻想,虽只当它是永远不可知,永远是揣测的一个哑谜。却不妨半真半假,出以游戏三昧的精神,信口闲谈闲聊。用同样的态度,他们揣测着自然界的神秘:雷霆、风雪、闪电、冰雹,以及人体机构之作用,如涎液与饥饿之关系。他们不用试验管和解剖刀。他们有时觉得世间一切可知的知识都给自己的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而书法艺术的最后风韵,已经发明。
职是之故,他们终生营营,着重于谋生存,过于谋改进。他们耐着无穷痛苦,熬着倦眼欲睡的清宵,所为者,乃专以替自私的庭园花草设计,或则精研烹调鱼翅之法,五味既调,乃出以波斯不可知论诗人奥玛开俨( (Omar Khayyam)同等之特别风味而咀嚼之。如是,他们在生活艺术之宫既已升堂入室,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他们终能戴上中国文化的皇冕——生活的艺术——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终点。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详情,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这些详情是那么真实,那么切人情,那么意味深长,吾们人类,谁都受了它们的感动。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那时阖家儿自女主人以至佣仆个个沉浸在睡乡里了,黛玉却独个儿坐在珠帘的后面,不是听得那鹦哥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么?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吗?那是一个不可忘的中秋佳节,女孩儿们和宝哥哥又挤拢在一起,边持螯对酌,一边儿做诗了,起了劲儿,你吾揄揶一阵子,狂笑一阵子。多么快乐,多么醉人啊!但是这样美满的幸福总难得长久,中国有句俗谚,叫做月圆易缺,花好易残,又多么扫兴啊!或则那不是一对儿天真的新夫妇,在一个月夜第一次别后重逢吗?他们俩坐在小池的旁边默祷着花好月圆的幸福,可是一会儿黑云罩上了月儿,远远里听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嘈杂声,好像一只漫步的鸭子被一条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声。第二天,这年轻的妻子禁不住浑身发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热病来了吗?人生的这样犀利动人的美丽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笔墨记载的。这个尘俗的人生之表现于文学,从不嫌其太切实也不嫌其太庸俗的。一切中国小说之特点,为不厌求详地列举琐碎家常。或则一个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则一个旅客在客舍进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写他的腹病,因而趋赴空旷地段去如厕的情形空地固为中国人的天然厕所。中国小说家是这样描写着,中国的男女是这样生活着,这个生命是太充实了,它不复有余地以容纳不灭的神的思想了。

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顽固的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含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遁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此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他们爱悦此生命,此生命为一纷扰纠结之生命,上则为君王,下则为乞丐,或为盗贼,或为僧尼,其居常则养生送死,嫁娶疾病,早曦晚霞,烟雨明月,胜时佳节,酒肆茶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劳形役性,不得安息。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