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狼还是羊这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的一种特殊表达；从其更广泛和更一般的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神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人基本是恶的或是堕落的，还是善的或可完善的？

《旧约》中的看法是，人有两种能力——行善的能力和作恶的能力，人必须在善与恶、福与祸、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连上帝都不干预人的抉择；只是通过他的使者——先知——进行帮助：讲授实现善行的规范，辨别邪恶，并进行警告和抗议。因此，人的行善和作恶这“ 两种努力”被单独地留待于人，由人独自作出决策。

后者（文艺复兴时期和其后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声称，人的邪恶只是环境的结果，因此，人并不是真的在做选择。他们认为，改变造成邪恶的环境，人的原善将会近乎自动地涌现出来。

实际上，对人的善性的信任是人产生了新的自我信心的结果，这种自我信心根源于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相反，西方的道德破产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希特勒、考文垂和广岛，直到现在为全世界的灭绝所作的准备，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人的作恶嗜好的强调。

战争是政治的、军事的和商业的领导人为了获得领土、自然资源和贸易优势，为了抵制另一个政权对他们的国家安全的真正的或自称的威胁，或者出于提高他们自身的威望和荣誉的缘故而作出决策的结果。这些领导人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怎么，几乎不能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既不残暴也不恶毒。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大抵多做好事而不造成危害，但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能够统帅亿万人并控制最有破坏力的武器时，他们就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第一次不服从行动是人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不服从甚至属于上帝的计划之内，因为根据先知的看法，恰恰因为人被逐出伊甸乐园，他才能够创造他自己的历史，发挥他自己的才能，并且作为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体与他人和自然达到新的和谐，而不象以前当他尚未成为一个个体时所达到的那种和谐。

我用反应性暴力表示暴力被用于捍卫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不论是人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它根源于恐惧，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大概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这种恐惧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这类暴力有助于生活而不是死亡；其目的是保护而不是破坏。它并不完全是非理性激情的结果，而在一定程度上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因此它也包含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某种相称性。已有论语说，在意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杀人即使是出于自卫，在道德上也从来不是正当的。但持有这种信念的大部分人承认，出于保护生命的暴力与为自己的缘故旨在破坏的暴力有本质的不同。

反应性暴力的另一种类型是由挫折引起的那类暴力。我们发现，当动物、儿童或成人的愿望或需要受挫时，他们就产生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构成一个企图；通过使用暴力来达到已经受挫的目的，尽管这种企图常常是枉费心机。

报复动机与群体或个体的实力和建设力成反比。对于无能的人或不健全的人，如果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话，他就只能用一种办法来恢复其自尊心：根据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惩罚法则进行报复。相反，对于有建设力地生活的人，他没有或很少有这种需要。即使他受到过损毁、侮辱和伤害，而有建设力的生活过程会使他忘掉这些损伤。

精神分析的资料表明，成熟的、有建设力的人，较之难以进行完全独立生活的神经质的人，很少被报复欲望所而后者常常货币于把他的整个人生系于报复愿望之上。

第一次关键的信任破灭的体验常常发生在四五岁的时候，有时甚至还要早一些，那时还不会有记忆形成。信任的最终破灭常常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往往是由于他所依赖的朋友、情人、老师、宗教领袖或政治领袖背叛了他的缘故。一般来说，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事件，而是许多细微的体验累积起来，使得一个人的信任遭到破灭。

相信生活的人和热爱生活的人失望之后，就会变得玩世不恭和从事破坏的人。这种破坏行动是绝望的一种表现；对生活的失望导致对生活的憎恨。

喜欢死亡的人必然喜爱暴力。对他来说，人的最大成就不是生活，而是破坏生活；使用暴力并不是环境强迫他作出的一次短暂行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确切地说，希特勒一类的人的影响就在于他们的未受限制的杀人才能和意愿。因为这种才能和意愿，他们受到恋尸者的喜欢。除了恋尸者之外，许多人害怕他们，宁愿赞美他们也不愿意识到他们的可怕；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些领袖具有的恋尸物质，仅而把他们看作建设者、求助者和好父亲。如果恋尸的领导者们没有自诩他们是建设者和保护者的话，那么，受他们吸引的人的数量就不会达到足以帮助他们攫取权力的程度，而那些被他们厌弃的人们就可能很快会使他们垮台。

恋尸构成一种基本定向；它是以与生活完全相反的东西来对生活作出的一种回答，它是人生活中的所有定向中最不健康的和最危险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变态：人尽管活着，却不爱生活而爱死亡，不爱生长而爱毁灭。如果恋尸者敢于意识到他所感受的东西，说出“死亡万岁”，那么，他就表达了他的生活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