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初步的结论
第十二章：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知觉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明什么认识是正确的。加强决策者的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充分使用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解决面临的问题。如果决策者意识到常犯的知觉错误，他们可能就会避免这类错误或者对其采取补救措施。决策者可以采取防范措施，降低自己对普遍认可的观念的盲目信任，使自己对不同观点和不同认识有更大的敏感性。这样，决策者即使得到较少的与自己认知不符的信息，也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
一、使别人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认识和预测
人们往往不只对别人的观点缺乏理解，他们也不了解自己认识体系的结构——他们不清楚哪些利益是重要利益，不知道有些认识如何来自于其他一些认识，不清楚什么样的事实证据会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尤其危险的是，人们会将最重要的问题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失败政策的分析显示，许多关键的错误不是因为决策者对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回答，而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出现这样的错误往往是由于人们将许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质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假定不加分析。人们需要使别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想法，这类想法往往涉及行为体手段—目的链上处于较高一端的那些目标之间的关系。由于最重要的目标（如安全、高影响力等）是十分宽泛的概念，很难提供具体的行动方针，所以行为体必须确立次级目标（如坚实的结盟、军事优势等），这些次级目标可以为更高的目标服务。部分地是由于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存在着内在困难，他们往往无法分析那些已经实现的次级目标为什么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会对关键认识的真实程度不加分析，尤其是对那些联结手段和目的的认识不加质疑。形势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和政策本应改变，但实际上基于过去的认识所制定的政策却没有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相信的现象就十分明显。将手段或者次级目标转化为目的这一过程也会妨碍人们对作为政策基础的那些认识的分析。次级目标往往会因为自身的意义得到重视，当实现这些次级目标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关注的时候尤其如此。804原来对次级目标的认识只是为更高的目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这一初衷被忘记了。于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但是政策却没有朝着获取最大利益的方面转移。决策者不去考虑在新的形势下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次级目标的方式更好地实现最高目标，而是继续努力实现过去的次级目标，而这种努力可能是浪费资源或者是自寻失败。重新审视包括弄清手段—目的链的结构，并且认真分析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赞成的政策会导致理想的结果。
决策者要使自己重要的认识和假定明了清晰，就应该不仅努力发现政策偏好的根本原因，而且还应考虑事实证据的作用：要考虑什么样的事实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更要考虑什么样的事实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会使自己产生什么样的预期，那么，他们就能够较好地注意到与自己的认识不相符的事件。认识到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会使决策者比较容易发现少量的与自己认识矛盾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质疑原有的认识，而不是自动地将这些信息纳入自己原来的认识框架之中。
二、唱反调的人
决策者要明确表述自己的认识，要使自己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就应该鼓励形成和提出其他不同的观点。一个人考虑诸多不同意见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决策者应当保证他的下属能够表达不同的政策偏好，不要使他们盲目地相互赞成，这样才不会过早地将重要的政策建议排除在考虑之外。为此，决策者需要保证能由不同认知取向的各种分析人员对证据进行分析。决策者不要刻意寻求对证据“毫无偏见”的分析，恰恰相反，他应该将不同的认知偏见融入自己的决策过程，以便帮助自己打造一个进行理智选择的自由决策环境。决策者为了造就这样的环境，以便听取对具体证据的不同解释，更加认真地考虑政策赖以为基础的认识和印象，就应该听取唱反调的人的意见。不仅听取一种反调，而且要听取诸多的反调。第一，由于决策者听到对事件的不同解释，看到不同的观点会使同一个世界显得如此不同，所以，他必须做出清晰的判断，选择自己的解释和认识，而不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就将一种观点视为惟一正确的观点。第二，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会使上文中讨论过的含蓄假定明晰起来。一个人很少能够将自己的认识结构暴露出来，他也没有这样的需要。他与持不同观点的人交流，对于与他辩论的人、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发现他的建议之中最有价值的那些成分的最佳途径。这样做并不能说服每一个人，但是那些关注辩论的人却能够更好地了解哪些建议他们没有采纳，哪些证据他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加以分析，哪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这样一来，重要的问题就很难逃过人们的注意了。
三、身份与使命
有些人的利益就在于维护一项政策，如果允许这样的人来判断该政策的有效性，无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问题不仅与利益有关。个人和组织不能将自己的任务、前景和身份与对其他行为体具体的认识和印象捆绑在一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次级目标就很可能被当作主要目标，关于实现最高目标的其他方式就会被置之不理。
四、意识到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
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一种防范知觉错误的办法是要意识到知觉过程会产生一些经常发生的错误。决策者不仅应该试图克服这些知觉过程中的局限因素，而且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局限因素通常能够导致的那些错误。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可能发现某种错误知觉发生的频率会大于与之相反的错误发生的频率，但这并非一定是坏事。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错误知觉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与之相反的错误的代价到底又是什么。
我也深深地感到，努力克服过度警惕的认知取向，无疑是决策者的明智之举。

罗伯特•杰维斯
主要研究领域：战略性互动（包括核威慑和无政府条件下的合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复杂系统效应和非本意结果。
在他潜心研究的三个领域之内，认知心理学始终是他的理论依据，社会科学的假设和验证始终是他的研究方法，复杂的互动系统始终是他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看法，无政府条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始终是他要解开的国际政治之谜。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简介（1976）
一、研究问题
*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
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分析层次入手，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
二、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
自变量：国家决策者知觉；因变量：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
*错误知觉的诱发机制：
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历史包袱。
*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
1、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
2、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
3、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
4、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三、意义和不足
*意义：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有着重大意义。概括起来说，有四个方面尤为突出：理论的借鉴与创新；微观层次研究的成功尝试；对历史史料的娴熟使用；对决策和决策者的实用价值。
*不足：1、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的格局特征把握不足。2、杰维斯的研究避开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人的知觉的影响。杰维斯的关注仍然是“经济人”而不是“社会人”；强调的是作为个人的决策者的认知作用，忽视的是社会和文化对决策者个人的塑造作用；深入分析的是决策者个人的详细心理活动，未作分析的是决策者的“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性关系对于认知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