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同时,也使上述毛一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框架。

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

因为,因果联系本身是一个无穷循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为因,在乙为果,彼时为因,此时为果因果循环,极难深究。

更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全部,即使正确分析出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难说发现了规律。

所以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简单、个别的史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与探求,很难适用于复杂的、全局性的过程分析。

进化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史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之太线性化。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待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

他所说的“利用机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待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

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长制相对待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

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若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

学术研究犹如纸的墨点有渗化效应,由点及面,层层拓展。

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

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