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仅谈论生活和世界的意义并且真正拥有这种意义的伟人和智者又在哪里呢？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代表的是丢掉了心理的心理学，它们只关注驱力。几乎没有赋予虚构的或者想象的过程以价值。简而言之,它们没有赋予生活以足够的意义。而只有有意义的东西才能使我们自由。
日常的理智、健全的人的判断,以及作为一种对常识的概括的科学,确实能帮助我们走过大部分路程;然而它们不能超越人类生活的疆界,这个疆界围绕着平凡事实、围绕着最普通最正常的东西。说到底,它们不能为精神痛苦及其最内在的意义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一种心理神经症必须被看做是一个人的痛苦来理解,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生活对他的意义。但是精神领域所有的创造性以及人类的每一个心理进步都起源于精神痛苦的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则是精神的停滞与心理的贫乏。

…心理活动必须被看作一种现实。医生的话肯定“仅仅”是空气的振动,然而它们构成了一系列特殊的振动,它们是与医生的特定心理状态相对应的。只有当这些话传达了某种意义或者具有某种意义时,它们才是有效的。发生效果的正是它们的意义。但是“意义”是某种心理的或者精神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称做虚构。但是它却能使我们以远比化学药物更有效的方式去影响疾病的进程。我们甚至能够通过它影响身体的生物化学过程。不管这种虚构是自发地从我内部产生,还是通过人的语言从外部来到我这里,它都能够使我生病或者痊愈。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比虚构、幻觉和观念更加无形、更加不真实了;然而在心理的甚至心理生理的领域,却没有什么比它们更有效了。

神经症的明确特征在于它们的原因是心理的,它们的治愈完全依赖心理的治疗方法。从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两个方面试图给这个特殊领域划定界限和进行探索,都导致了医学极不欢迎的发现:也就是发现心理是疾病的病源因素或诱因。在19世纪,医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发生了某种改变,使它形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而且它还采取了自然科学的基本假设:物质因果论。对医学来说,心理不是自在的东西,实验心理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形成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然而,调查不容置疑地表明,心理—神经症的核心在于心理因素;这是病理状态的基本原因,因此它必须得到独立的承认,就像其他得到承认的病原因素一样,如遗传、气质、细菌感染等等。一切用更加基本的物理因素来解释心理的企图都定要失败。如果试图用驱力或者本能这种从生物学中借来的概念去界定心理因素,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冲动,它们可以追溯到腺体的功能,经验表明,它们可以限制或者影响心理过程。因此,在寻找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原因时,不从“灵魂”这一神秘的概念入手,而从可能通过对腺体的药物治疗最终被治愈的冲动紊乱入手,还有什么方法看起来比这更可信吗?事实上,这正是弗洛伊德建立他那著名的理论时所采取的立场,他的理论用性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与此相似,阿德勒也求助于驱力的概念,用权利欲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我们必须承认,权利欲的概念比起性冲动的概念，确实离生理学更远了，也更具有心理的性质。

需要我们废黜的众神是我们意识世界里偶像化的价值观念。众所周知,古代众神的艳事丑闻正是最败坏他们名誉的东西;而现在,历史正在重复自己。对于我们极口称颂的美德和无可比拟的理想,人们正在揭穿它们那可疑的基础,他们正在向我们胜利地欢呼:“那就是你们人为制造的众神,无非是沾染了人类劣根性的骗局和欺妄——无非是经过粉刷的坟墓,里面满是死人的骨头和所有的污垢。”我们认出了一种熟悉的文风,我们一直不能据为已有的福音又一次得到新生。
我深深地相信,这些并非暧昧的类比。对于太多的人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更加亲切,俄国式的恐怖比市民的美德更有意义。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声音在支持他们一因为说到底,存在着一种包容我们所有的人的心理生活。
这种精神变化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是,世界表现出一副更加丑陋的面孔。它变得如此丑陋,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再爱它——我们甚至无法再爱自己——到头来,外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们脱离内部生活的现实。毫无疑问,我们在此找到了这种精神变化的真正意义。归根结底,宣扬因果报应和肉体复生等教义的通神论,除了教导我们这个表象世界是那些在道德上不完美的人们的临时疗养所之外,它还想教导我们什么呢?它就像现代观念一样激烈地贬斥当今世界,只不过借助于一种不同的技巧;它没有诋毁我们的世界,但是它只赋予这个世界以相对的意义，因为它许诺还有其他更高的世界。这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像意识心理一样,无意识也具有知觉、目的和直觉,它也能感觉和思想。我们在心理病理学的领域和对梦的过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足够的证据。心理的意识功能和无意识功能只在一方面具有本质的区别。意识是强烈的、集中的,它是转瞬即逝的,只指向目前的和直接注意的领域;不仅如此,它只能触及代表一个人几十年来经验的资料。范围更广的“记忆”则是人为获得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印在纸上的文字。对于无意识来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它不是集中的和强烈的,而是陷入一片模糊之中;它是极为广泛的,可以用最矛盾的方式将各种最不相同的因素组合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它除了包含着不计其数的潜在感觉,还包含着世世代代积累下的遗传因素,这些遗传因素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物种分化的一个步骤。如果允许无意识人格化,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为集体的人,它结合了男女两性的特征、超越了老与幼和生与死,而且因为它掌握着人类一二百万年的经验,它几乎是永恒不朽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存在,他将被置于一切时间的变化之上;对于他来说,当今就像公元前的一百个世纪中的任何一年;他将是一个做着古老的梦的梦者,而且由于他那丰富得难以计数的经验,他会是一个无可比拟的预言家。他经历了无数个时代的个人、家庭、部落和民族的生活,他将对于生长、开花和凋萎的生命节奏拥有一种活生生的感受。
不幸的是一或者毋宁说幸运的是一这个集体的人会做梦。至少在我们看来,在梦中向我们显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意识到它自己的内容一一当然我们对此不能肯定,就像我们对于昆虫的问题不能肯定一样。不仅如此,集体无意识似乎还不是个人,而更像一条不断流动的小溪或者一个由意象构成的海洋,它在我们的梦中或者在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流入我们的意识。

时代精神不能被人类理性的过程所超越。它是一种倾向,一种通过无意识作用于弱者精神上的感情趋势,它用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的力量将弱者席卷。持有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想法,这仿佛是一种大逆不道、令人不安的行为;这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精神病态的或者亵渎神灵的,因此对于个人来说,这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样的人愚蠢地逆时代潮流而动。以前,人们认为存在的每种东西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意志,上帝就是精神,这个真理是不容置疑的,而19世纪发现了同样不容置疑的真理,就是一切都起源于物质原因。今天,精神不再为自已建造一个实体了,相反,物质通过化学作用产生了精神。这种观念的彻底转变如果不是当今时代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的话,一定会让人感到荒唐之至。可是它是普遍接受的思考方式,因此它就是正派的、理性的、科学的和正常的。必须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个副现象。如果我们不说“精神”而说“心理”,并用大脑、激素、本能或者驱力来代替物质,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赋予灵魂或者心理以实体性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因为这样做就是异端。

19世纪,物质的形而上学取代了精神的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看作知识分子的问题,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它却是人的世界观的次史无前例的革命。专注于精神转变为讲求实际;经验的疆域扩展到人对每个问题的讨论,扩展到他对目的的选择,甚至扩展到他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内在的无形事件似乎不得不让位于外部的有形世界的事物,如果一个事物不是建立在所谓事实的基础上,那么它就毫无价值了。至少对于头脑简单的人来说,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试图把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变化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对待的话,确实毫无用处。我们最好不要尝试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精神现象产生于腺体的活动,我们肯定会受到同时代的人们的感激和尊敬,而如果我们把太阳里的原裂变解释为创造性精神世界的放射物,我们就会被当作知识幻想狂而加以蔑视。然而两种观点同样合乎逻辑,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同样专横武断,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从人类推知动物,就像从动物推知人类一样可以接受。可是我们知道达克教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是多么举步维艰,仅仅因为他犯下了违背时代精神的罪过,时代精神是决不容许自己被轻视的。它是一种宗教,或者还不止于此是一种与理性绝对没有关系的信条,它的意义在于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它被当作衡量一切真理的绝对标准,而且人们认为常理永远站在它那一边。
时代精神不能被人类理性的过程所超越。它是一种倾向,一种通过无意识作用于弱者精神上的感情趋势,它用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的力量将弱者席卷。持有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想法,这仿佛是一种大逆不道、令人不安的行为;这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精神病态的或者亵渎神灵的,因此对于个人来说,这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样的人愚蠢地逆时代潮流而动。

扩展生命、有用、效率、在社会上露出头角、精明地引导儿女缔结合适的婚姻并取得好的职位——这些还不算足够的目标吗?不幸的是,有很多人认为这些目标远远不够,因为他们只是把老年的到来看作生命的萎缩,把自己从前的理想看作褪色的磨损的东西。当然,如果这些人以前就把生命的酒杯注满了,并且把它一饮而尽,那么他们现在对于所有事情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他们无所保留,一切可以着火的东西都已燃尽,他们就会非常欢迎老年的这份平静。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只有很少数的人是生活的艺术家;生活的艺术是最为杰出和罕见的艺术。有谁能以优雅的风度饮尽这杯酒呢?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中有太多未曾经历的空白一有时他们即使用尽了全部的意志也不能实现某些潜在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当他们靠近老年的门坎时,还怀着种种没得到满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然使他们回头后顾。
对这些人来说,回头后顾是特别致命的,所以对未来的期盼和目标成为不可或缺的。由于这个原因,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许诺有一种彼岸的生活,它就使得凡人们有可能带着与前半生同样的坚定和目标度过后半生。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生命的扩展和达到顶峰是可信的目标,而死后的彼岸生活这个观点是可疑的或者不能相信的。然而,只有当生存变得太不幸以至我们希望它结束时,或者只有当我们确信太阳是带着升上顶点时的那种坚定在努力下沉“以便照耀远方的种族”时,生命的结束,也就是死亡,才会被当作一个目标来接受。但是在今天,信仰成了一种非常困难的艺术,以至于人们,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几乎没有办法找到通往信仰的途径。他们已经太习惯于一个观点,即对于长生不死之类的问题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观点,却没有确定的证明。在当今世界,“科学”已经成为左右信念的关键词语,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求“科学的”证明。但是受过教育能够思考的人们知道,这种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对它简直是一无所知。

这样,问题就把我们引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们为自然所抛弃,被驱赶到意识那里。没有另一条道路向我们开放;从前我们把自己托付给自然事件,现在我们被迫求助于自己作决定和解决问题。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带来拓宽意识的可能性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种需要,就是要向幼稚的无意识和对自然的信任告别了。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以至于它构成了基督教当中一条基本的象征性教义。那就是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一个无意识的、足智多谋的人的牺牲,他的悲剧生涯起源于吃了乐园中的苹果。《圣经》中人的堕落展现了意识的曙光,但却把它当作对人类的诅咒。事实上,我们起初正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需要更多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乐园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转身离开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不提起它们,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千脆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愿意使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而且平稳由于这个原因,问题就成了禁忌。我们选择肯定而不是怀疑选择结果而不是实验一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肯定性只能通过怀疑获得,结果只能通过实验获得。人为地否认问题并不能带来信念，相反，只能要求更广泛、更高度的意识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和清晰性。

内倾或外倾作为一种典型态度，意味着一种基本倾向，它制约着整个心理过程，建立起习惯性的反应，因此不仅决定着行为方式，还决定着主观经验的性质。
…
某种类型的行为带来相应的结果，而对这些结果的主观理解形成了经验，反过来经验又影响行为，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人命运的圆圈。

在我看来，心理的因素在人生的过程中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化的程度相当大,以至于我们能够区别出生命中上午的心理学和下午的心理学。作为一条规律,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是总体的展开倾向和对具体目标的追求;如果他得了神经症的话,他的病因可以追溯到他的犹豫不决或者在责任面前的退缩。但是年龄较大的人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以往成就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结束。他的神经症主要是因为他仍然执着于已经不合时宜的青年人的生活态度。正如年轻的神经症患者惧怕生活那样,年老的神经症患者在死亡面前退缩。对于年轻人来说属于正常的目标,对于老年人来说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导致神经症的障碍。对于年轻的神经症患者来说,他对父母的依赖本来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他面对世界迟疑不定,这种依赖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生活有害的乱伦关系。必须记住,不管抵制、压抑、移情、“导向性虚构”等等现象表现得多么相似,它们在年轻人身上是一种意义,在老年人身上却完全是另一种意义。无疑应该对治疗的目的作出修改,来适应这种现实。因此,我认为病人的年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标记。

我们必须确认还有什么东西比做一个正常地适应社会的人更令人心仪或使人更进一步。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正常的人更有用或者更合适;但是“正常的人”这个观念本身就暗示着局限于普通人之中适应的观念也是如此。事实表明,一个人只有已经感觉到与日常世界难以相容时,他才会把这种局限看作一种令人向往的进步,也就是说,他是由于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人。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尚未适应社会的人来说,“正常”是一个辉煌的理想。但是对于那些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从来不难获得成功和完成世界赋予他们的份任务的人来说,局限于正常就意味着普罗克拉斯提之床不可忍受的无聊,地狱般的贫乏与无望。结果是,因为太正常而患上神经症的人和因为无法达到正常而患上神经症的人一样多。对于前者来说,想把他们教育成正常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恶梦;他们最深刻的需求其实是能够过上“非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只能从他尚未拥有的东西当中希求满足和实现;他不能从自己已经拥有太多的东西当中找到快乐。如果适应社会对一个人来说仅仅是孩子的游戏,那么它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对于那些知道怎么把每件事都做对的人来说,总是这样做真是太无聊了,而那些总把事情弄糟的人心里却怀着一个秘密的渴望,那就是在遥远的将来能够做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