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的乐观之见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之上,这些信念是该理论所有流派耳熟能详的共识。第一,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他们强调,国家的内部属性存在很多变数,其差异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自由主义理论家常常认为,有些内部安排(如民主)天生优于其他因素(如专制)。因此,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国际体系中存在“好”与“坏”的国家。好国家寻求合作政策,彼此很少发生战争;而坏国家则挑起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因而,通向和平的钥匙在于让好国家遍布全球。
第三,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力的多寡几乎不可能解释好国家的行为,它们对其他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盘算更具重要性,尽管不同理论对盘算的方式各有不同。坏国家可能受贪欲驱使,为猎取权力而牺牲他国利益,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被误导罢了。在一个只有好国家的理想世界里,权力基本上无关紧要。

理论之所以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强有力地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我认为,结构因素如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等是解释国际政治的最关键部件。该理论对个人或意识形态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几乎不予关注,它往往把国家当作黑匣子或台球一样看待。再看上述例子,1905年的德国无论是受俾斯麦、威廉二世( Kaiser wilhelm)还是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的统治,也无论德国是民主抑或专制国家,这都对该理论无关紧要。该理论关心的是,当时的德国拥有多少相对权力。然而,这种被忽视的因素不时支配着一国的决策过程。

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候选国家不一定具备打败领先国家的实力,但它必须具有把冲突转向消耗战并严重削弱优势国家的潜能,即便优势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核时代,大国不但要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但也不排除这一可能:一国拥有超过其他所有对手的核优势,它非常强大,在该体系中独霸天下。如果体系中出现了核霸权,那么常规武力均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无关紧要。

为什么大国会如此表现呢?我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有了这一担心不可能完全一劳永逸地消除—国家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
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一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一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

说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证实或证伪现实主义理论,那是太抬举现实主义理论了。中国崛起,推动世界回归正常的多样性状态,超越了西方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无论是美国华裔学者许田波、王元纲,还是一些中国学者,以中国的历史来验证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往往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提出中国的古代现实主义理论,要么削足适履,要么沦为与西方一般见识,忽视中国并不只是国家,而是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立文明体系。

自美国崛起为西方首强,国际关系的西方性就呈现出鲜明的美国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理论性替代理论,正如以普世性装扮普世价值一样，试图主导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