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

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14世纪中叶的鼠疫20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14世纪的尺度应用到19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

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这正是集中与积聚——它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特别不同的地方。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

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像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