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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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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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受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人种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先是自我制造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2o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绪的人根阵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坏东西本该为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二架之后的卑戟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