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毕业季，我都会写些东西。作为老师，不免好为人师。

但是很多说绘学生听的东西，最重要的倾听对象是自己。

人其实不需要被教导，人只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有一种声音不断提醒我们，行走在正道。

我们生活在各种误解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人生常态。当我们认识到世界不完美，我们才有朝着完美前进的勇气。

过去的一年有很多事情让我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记得一次外语课程，我们坐在草地。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想变成何种动物。

我说自己想变成一种蚂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个答案。

老师很诧异。别人都想变成老鹰，变成狮子，变成大象，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只蚂蚁呢？

成廉·詹斯有一部小说，说的是一位贵妇人在剧院里为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吸泣不已，但她的马夫就在戏院外面冻得快要死去。抽象的人永远无法代替具体的人，愿我们能够走出这种习以为常的伪善，在每个岗位中勤勉度日，不负所托。

英文中的今天意味着礼物(present),中文中的今天多一点就是命令。

我把今天既看成礼物，又当作命令要把今天一点一点地过好完成每天的命定。

前方的道路不可预知，有着各种可能，生命充满着神秘莫测，祝各位一路平安。

不悲伤、不犹豫、不彷徨。
但求理解。

地方的共识需要仔细的观察、批评的反省和相互关联的感悟。

地方感的理智和平衡，像其他的东西一样，也能不自觉地陷人到无益的模糊之中。开辟中间道路需要决心和抵抗国家主义与地方伪造的诱惑。

但是，我确信对于地理学家探索被改变的景观和重构的后现代性国家主义来说，地方的共识为一种平衡的态度判断提供了重要基础，这种态度支持差异，但是承认有许多不同文化能够共享的东西，同时又不削弱它们的差异性。

地理的地方感教导我们如何解释环境的复杂结构，如何寻找地方的要素，它们的历史发展和原始背景，如何理解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借助于这样一种受我们支配的技巧，我们将不会再受环境的欺骗；我们不会像李尔王那样，不应该发现我们自己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前现代化的逻辑是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

习惯和式样确实是从一个区域移动到一个区域，但是这些借用过程是相对地屈从于地方独特性的。

现代主义的逻辑是地方无关，地理应该被国际经济力量和时尚所决定：它的显现就是无地方性：地方性是次要的，地方看起来越来越相似。

虽然是在略微简单的尺度上，但在大众的购物中心具有国际快餐专卖权摊位的食品街背景中，或在自由地从世界各地借用引领示范和建筑式样的新房开发计划中都能发现相似的地理混乱。

克利福德·吉尔茨(1986：121-122)还观察到，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抽象拼贴画中，生活在不同的烹调风格、人员和建筑形态的流动中。

我假设从其他地方复制和借用的过程可被认为是地理引用，或更苛刻地说，是地方剽窃。

它是否应受谴责或是一种快乐的源泉？这对我来说并不像地方和地理的新逻辑在这里起作用那样重要。前现代化的逻辑是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

当一群地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从学科的长期蛰伏中苏醒时，他们注意到这个正在出现的同一性，并在均质的空间和中心地理论中赞美它（见本书第八章）。

到70年代，另一些地理学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但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理由去赞美它。对他们来说，地理学中受到长期尊重的地方多样性，在一些同行的帮助下，正系统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国际商业团体的根除。

他们抗议，声音不大，也不刺耳，而是富有见地和深思熟虑。这个理性抗议的焦点就是段义孚广为传颂的“Topophilia”(字面上的意思是“地方的爱”)。


段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的兴趣不是在改变世界的应用知识上，而是在我们应该通过理解我们对环境的态度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在1913年，法国杰出地理学家、曾津津乐道于法国多样景观的白兰士写了一篇关于地理特征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将地理学定义为“地方研究”(Vidal de la Blache,19l3)。吸引白兰士注意的景观充满了地方的多样性，通过距离和地方文化的抵抗性相对地屏藏着外来的影响。由于地理学家长期关注地球表层，他们致力于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完全合适的。

为什么旧的地方是如此地好过新建设的地方？在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Michael Ignatieff,.1984:l38)的《陌生者的需要》(TheNeeds of Strangers)中，我们能够找到通常的解释，他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世界主义的（他自己定义的）加拿大哲学家和新闻记者。

他写道：直到20世纪的开始，大多数人的生活才摆脱了他们一天步行和骑马距离的限制；使用当地的原材料以及按当地的传统建造起来的建筑物的风格深深地打上了本土语言和特色的烙印，继而使它们发扬光大：社会价值观、技术和环境的和谐性影响力很大；这是一种用承载当地传统、精神以及所属区域的古代语言来表达的和谐性。地
方感的确是一种巨大的、积极的力量。

一种发育良好的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并对这些独特性保持开放的心态，然后透过这些独特性看出他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

从客观方面来说，地方既被认为是位置又被认为是共有的关系；从主观方面来说，地方是含义和符号的领地。恩特拉金写道：“理解地方需要我们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地方最好被看成是两者之间的点。”换句话说，具有来自埃拉托色尼和斯特拉波之间的特性。

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的开筒写道，“地方知识是一种美德的传授”，而美德则意味着与自然和谐生活(Strabo,191?)、地理学家因通晓宇宙、云游世界和观察仔细，特别适合评价地方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种敏锐的地方感使地理学家能够解译景观的幸运次序，区别出环境的好坏，他们也能够建议其他人如何合乎道德地认识或达到斯多葛学派式的理想生活，相应地，斯特拉波将他的书尤其针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

作为一种教学技巧，地方的地理感总是既要理解地方好的一面，又要理解地方坏的一面，然后，批评性地赞成公正和持久的并且当然是响应多样的环境和文化的变化。

地理学家在两千多年前首先记述了这种技巧，当时就认为它很重要；如果我们要认识20世纪晚期令人迷惑的地理学，它现在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对地理学家而言，地方是装载他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们将地方感看成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一种根据地方特性理解地方的学术方式。

作为一种环境连接，地方感是存在主义的和政治的。作为一种学术上的地理技巧，它需要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或掩饰深刻的不公正。

确实，归属于某一地方和共享其传统的政治欲望将加强系统排外的企图：排斥所有那些被认为不是属于当地的人。

在设法理解地方感如何转变成变化的过程中，雷尔夫强调了三个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

在前现代时期，旅行是困难的，地方之间的联系比今天微弱，地方感是以单个的和封闭的位置为基础的。地方之间的多样性是丰富的，但对遥远的、不同地方的了解是贫乏的。

雷尔夫认定现代时期以（德国）鲍豪斯建筑为代表一格调单一、未加装饰、后来主导全球城市地平线的“盒子”。地方变得毫无
关联。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特别是由此加强的地方之间的联系，消除了地方之间的不同。全世界（每个地方或任何地方）所具有的同质性支配着特殊性。

雷尔夫认为后现代时期以拉斯韦加斯为代表，新的地方被创造出来成为各种不同地方片段的拼贴画，这些片段已经与他们原来的位置分离，并且以令人惊讶的模仿重新装配起来。

在后现代景观中迂回穿行并制造它的地方感确实需要一种对地方感的高级理解。雷尔夫得出结论说这样一种理解应该使我们“舒适地与差异性生活在一起，既欣赏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东西，又欣赏不同的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