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实体国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摩擦。这不过是用借助强力的争夺代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利益之外又不受任何其它考虑的约束一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突。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目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既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

思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给思想的成长或者这一方面的普遍进步定出“计划”或进行“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认为人的思想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那个理性,同个人相互之间的过程,即产生理智的成长那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失去了了它原有的意义。它不再说明某种有待发现的东西,只有个人的良心才能判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它的证据(或者提出证据的人的身份)会成为一种信仰的理由;它成了某种要由当权者规定的东西,某种为了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的利益必须加以信任的东西,并且是在有组织的行动有迫切需要的关头又必须加以更改的东西。

虽然这些畸变现象当中有某些部分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我们还必须随时警惕着,不要以为它们只是与计划的或者极权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无关的偶然的副产品而置之不顾。它们并不是那样的。它们正是想要用一个“整体的单一概念”来指导一切事情的那个愿望的直接结果,正是不惜用任何代价来维护那些要人民经常作出牺来为之服务的意见需要的直接结果,正是人民的知识和信仰是用来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的工具这个一般概念的结果。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

因为这种改明政治理想的词义的行进任何真正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来指导人民的技巧,所以,这种混淆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使人民将对旧偶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确是他们健全的本能一直启示给他们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从前对它们的认识很模糊。达到这种目标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
对语言的完全曲解一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
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它地方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

计划者在做出许多决定时,由于缺乏其它任何根
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和憎加以合理化的这需要,和采用能够打动尽量多的人的方式来说明他的理由的必要性,会迫使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所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一种“神话”来说明其行动合理的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支配着极权主义领袖的,或许只是一种对他所发现的某种局面的本能的憎恨,和想创造一个更符合他的是非观点的新等级秩序的愿望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并且在他以前伏尔泰也用非常相似的措词说过),“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们也许是明智的或不明智的,但只要它们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永久性的规则,并且并不是用来偏袒或损害某些个人的时候,它们并不和自由主义原则发生矛盾。

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于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

由此而来的必然而且仅在表面上看来有点荒谬的结果是,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是和政府有意识地致力于使各种人在物质上或实质上达到平等的活动相冲突并在事实上是不相容的,而且任何旨在实现公平分配的重大理想的政策,必定会导致法治的破坏。要为不同的人产生同样的结果,必须给予他们不同的待遇。给予不同的人以同样客观的机会并不等于给予他们以同样主观的机会。不能否认:法治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一关于这一点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为了要用特定的方法影响特定的人们而设计出来的。

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最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好判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