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社会乐于将他们的伦理准则像经济与政治的效用一样纯粹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因为个人并不愿将自己的利益附属于团体,或服从那些没有明显的执行手段又令人生厌的规章。因此就需要有一个无形的监视者,借有力的希望与恐惧来加强社会的一切措施,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击滋长,于是社会就利用了宗教的力量。

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残酷地充当衰弱民族的清除器，而又提高种族在勇气、暴力、残忍、智慧和技能上的水准。它刺激发明，使武器变成有益的工具并使战争的艺术变成和平的艺术。（今日有多少铁路的铺设始于军事战略，却达到贸易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战争消除了原始的共产主义意识和无政府状态，代之以组织与规律，并且导致囚犯的奴役、阶级的服从和政府的成长。繁荣为国家之母，而战争则为其父。

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在文明的开始，就有显著出现的趋势呢？可能是这个原因：当饥饿这一共同的危险，纠合个人而成为集体时，这即是它风行的时候。当丰收来到，这一危险期平静了下来，社会的融合性因此冲淡，个人主义因而抬头。丰衣足食的开始，亦即共产主义宣告死亡的开始。由于社会生活渐形复杂，将人们分为各行各业，因此造成更多的不同，但这些行业对整个团体来说，其价值都应相同。不可避免，一些较能干的人，他们担任了较重要的工作，必要取得较多的酬劳。每一个文明的长成，也就是一些不平等的倍积。人类天赋的不同，加上而后的机遇又不一，便产生了财富与事业的人为不平等来。再没有法律或专制政权来平息这一人为的不平，这就形成了一个导火线，贫穷的使用暴力，而革命的动乱，又将人们聚合成贫穷的社会集团。因此共产主义的梦想，潜入了每一个现代的社会，就像对单纯而又平等生活的一个种族性的怀念；一旦不平等与不安定溢出了忍耐的限度，人们就陷入乐于回味记忆中的平等而又忘却了贫困的境况里去。定期性地，不管合法与否，土地被重新分配，如罗马的改革家 Gracchit （公元前 2 世纪）、法国的革命家雅各宾派（ 18 世纪）或是苏联的共产党。定期的，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变动，或由于暴力的没收，或强制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因此为财富、货物与权利的竞争又起，形成金字塔般的尖锐化社会结构。在法律之下，较有能力的人依法巧取致富，地位愈高，分肥愈多。等他羽翼长成，足以统治国家，由是重定法律。到时不平的差距悬殊，一如往昔。从这方面看来，所有的经济历史乃自然地集中财富和爆发革命的社会历程。

共产主义容易存在的，是那种经常有动乱、危险，存在未满足需求的社会。

为什么当人们进入了所谓的文明以后，这原始的共产意识就消失了呢？美国历史学家萨姆纳（WilliamG.Sumner，1840—1910）认为共产意识是非生物学的，是生存竞争中的一个障碍，不能激励各项的发明、工艺与繁荣。尤其是对有能力的没有奖励，低能的也没有处罚，又不能形成一种去对抗破坏生产的、一种足与其他种族一争长短的力量。据洛斯基尔（Loskiel）的报道：“美洲东北部的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极为懒惰，他们自己懒于种植，完全仰赖有人不会拒绝他们的求食而给予他们分享的期望。既然勤奋的耕种者，所享受的并不优于懒散的人，因此勤耕者也不再每年多种。”达尔文认为南美洲火地岛部落这一种完全平等的想法，是他们步入文明的致命伤，如果他们要文明的话，这样的文明必将破坏他们之间的平等。共产意识给由于贫穷与无知而生活在疾病与灾害盛行的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类带来了安全感，但这些安全感绝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个人主义带来了财富，但亦因此带来了不安与奴隶制，激起了超人的潜力，也加强了生活的竞争，使人们深深地觉得，假若所有的都平均分配，就绝不会再感受到贫穷的压力。[1]

如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 Bedouins ）的苗裔，他们格外地聪敏与活跃，更能表现其勇敢、大方、高贵的气质。但是假如没有最起码的文化必需条件 —— 粮食的不虞匮乏，则其智慧将在狩猎的冒险与交易的诡诈中消失殆尽，不会有花边彩衣、礼仪与雅致、艺术与享乐等属于文明的事物遗留下来。农耕是文化的第一种形式，是当人们定居后，为了不可知的未来而耕作储粮，使人们能有时间与理性去转变而成为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