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演化与行为
体现人性的普遍行为源自于我们的生物相性。我们可能会说“我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的根在中国”或者“我是意大利人”,但是人类学家在追溯我们的祖先时发现,在至少10万年前,我们都是非洲人( Shima,2003)。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寻觅食物,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离开洲,进入亚洲、欧洲、澳洲次大陆和美洲,寻找新的家园。为了适应新环境,早期人类开始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异。根据人类学量表的测量发现,这些变异是新近产生的并且表现在外貌上。比如,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较深的肤色—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 Pinker,2002)称之为“热带地区所需的遮阳罩”,而那些迁徙到远离赤道的北极的人则演化出更浅的
肤色,以便在缺少阳光直射的地区合成维生D。总之,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都是非洲人。

狂热分子是指那些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无法改变客观事物的人。
——温斯顿·丘吉，1954

不平等仅仅是贫困的一个指标吗？多项证据表明，贫困的确是重要因素，但不平等同样也是。约翰·林池和同事（Lynch & others，2000）发现，人们若是居住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地区，那么处于各收入水平的人早逝的危险都比较大。不仅仅是贫困，而是与周围的人相比感觉贫困，这才是致命的。罗伯特·萨波斯基（Sapolsky，2005）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西方世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虽在医疗护理的花费上位居全球第一，而平均寿命却排第29位。

偏见态度或歧视行为一旦能隐藏于某些其他动机之后，便可能浮现出来。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及荷兰，微妙的偏见（夸大种族差异、对少数民族移民不那么尊重和有好感，以臆测的非种族理由拒绝他们）正在取代公开的偏见（Pedersen & Walker，1997；Tropp & Pettigrew，2005a)。一些研究者把这种微妙的偏见称为“现代种族歧视”或“文化种族歧视”。
在笔答问卷中，珍妮特·斯温及其合作者（Swim & others，1995，1997）发现与微妙（“现代”）的种族歧视并存的还有微妙（“现代”）的性别歧视。两种形式的歧视都表现为否认歧视、反对努力增进平等（比如同意这样的表述：“女性在争取平等权益方面要求太多了”)。
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导致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种族人士反应过度——包括对他们的成功赞扬过度，对他们的过失批评过度，以及只提醒白人学生而不提醒黑人学生学术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Crosby & Monin，2007，Fiske，1989；Hart & Morry，1997；Hass & others，1991）。
它同时也表现为某种怜悯姿态。

态度和行为常常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偏见性的态
度并不一定会滋生敌意行为，同样，并非所有的压迫都源于偏见。种族歧视（racism）和性别歧视（sexism）是制度性的歧视举动,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在一家全部为白人的公司里，假如面试招聘确实排除了潜在的非白人雇员，那么，即使雇主并无歧视之意，但这一惯例也可以称为种族歧视。男性居多的职位，其招聘信息会使用男性刻板印象相关的词语（例如，“我们是一家占主导地位的工程公司，现招聘能适应激烈竞争环境的员工”）；女性居多的职位，其招聘信息则恰恰相反（“要求能够敏锐感知客户需求，并与其建立友好的客户关系”）。这样就可能导致制度性的性别歧视。虽然并非有意地歧视，但性别化的语言却会产生性别不平等（Gaucher & others，2011）。

肉毒杆菌可以消除表情纹。我们无法体会那些被肉毒杆菌“冻结”的脸，注射过肉毒杆菌的人自己也很难体会。使用肉毒杆菌麻痹皱眉肌后，情绪的大脑回路反应会变慢，阅读悲伤或愤怒的句子时速度也会变慢（Havas & others，2010；Hennenlotter & others，2008）。此外，他们无法模仿别人的表情，也很难理解他人的情绪（Neal & Chartrand，2011）。肉毒杆菌会使个体的具身认知发生混乱。

安东尼奥·阿比（Abbey，1987，1991；Abbey & Ross，1998）及其同事多次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将女性的亲密行为归结于温柔的性挑逗。［男性的性兴趣更容易理解（Place & others，2009）］。而这种将热情等同于性诱惑的错误理解——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的一个例子常常被女性指控为性骚扰或者强奸（Farris & others，2008；Kolivas & Gross，2007；Pryor & others，
1997）。许多男性认为频繁的约会邀请会使女性非常开心，而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会被女人认为是骚扰（Rotudo & others，2001）。
当男性位高权重时，这种错误归因尤其容易发生。一个老板也许会曲解女下属的顺从或友善的行为，并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是从性的角度出发而做出这样的行为的（Bargh & Raymond，1995）。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因此，男人很容易会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为性需要（Levesque & others，2006；Nelson & LeBoeuf，2002)。
如此的错误归因可以用来解释全世界范围内的男性所表现出的更高的性自信，以及不同文化中，无论是波士顿还是孟买，男性通过责备受害者的行为将强奸行为合理化（Kanekar & Nazareth，1988；Muehlenhard，1988；Shotland，1989)。而女性则更多地认为强制他人进行性行为应当被定罪并重判（Schutte & Hosch，1997）。错误归因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23%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她们曾经被强迫进行性行为，而只有3%的男性报告说他们曾强迫女性与之发生性关系，女性报告的比例是男性的8倍（Laumann & others，1994）。

当记忆模糊的时候，现在的感受主导了我们的回忆。……每一代的父母都在为下一代的价值观哀叹，部分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年轻时候的价值观与自己现在的价值观很接近。而当每一代年轻人回忆自己的父母时，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当前的感受将父母描述成令人愉快或令人悲伤的（Bornstein & others，1991）。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写道：我们人类首先存在于环境之中，我们不能脱离环境，环境塑造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