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对文景之治多有誉美之辞。《史记》卷一O《孝文本纪》:“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第433页)《汉书》卷五《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第153页)其实,文景时期的繁荣主要是刘邦以来特别是惠帝、吕后时期与民休息的结果。而在繁荣景象背后,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客观上改变了汉初的东方政策,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再次出现。他们对刑法的改革,肯定起到了缓解冲突的作用,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地看,文景时期随着汉法进一步向东方推广,当年秦朝的东方政策又出现复活的趋势。这是景武之际儒术兴起的重要背景。

由以上所述可见，汉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表面上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主要矛头是指向淮南国和齐国的,是文帝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的又一举措。通过这一举措,文帝成功地将淮南王、齐王之子弟、外戚调离王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威胁
最大的王国势力。

其实,文帝封悼惠王和淮南王诸子为列侯,既是安抚他们的策略,也是削弱他们的手段。在这一环节上,有些隐晦的史实,可以做些考证分析。
《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载薄昭谏淮南王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晋灼注:“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错在王国。”(第2137页)贾谊《新书·淮难》篇也提及此事:“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它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在当时制度背景下,这些记载意味着发生了如下变化:文帝以前淮南国境内有三个列侯的封邑,其赋税归列侯所有;文帝即位后将这些侯邑从淮南国迁出,在汉朝直辖的郡中重新安置;三位列侯的赋税收入改由新的侯国支付,原来的侯国恢复为县,其赋税转归淮南国所有。这一变化使淮南王得到“三县之实”,汉朝则损失了相应的赋税收入>薄昭、贾谊说文帝对淮南王“甚厚”、“不薄”,都是指此而言。令人费解的是,此事既令淮南王受益,而令汉朝吃亏,淮南王为何“不肯”?淮南王既然不肯,文帝又为何强行“易之”?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的政治学说一度受到朝廷的尊崇,除了它适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是由于其清静无为之术,最符合郡国并行、东西异制的政治格局的需要。但实现文化的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趋势,也是汉王朝的历史使命。因而东西异制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黄老道家学说也终有不再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天。
文、景之世,历史沿着既定方向继续向前发展,王国的独立性日益削弱,中央对王国的控制逐渐加强,朝廷的法令终于越过关中和关东、郡县和王国的界线,真正覆盖了东方社会。在这一变化中,汉初的东方政策悄然淡出,当年秦朝的东方政策表现出死灰复燃之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再次显现出来。于是,黄老道家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儒家学派则起而代之,为巩固汉帝国的统治寻找新的出路,提供新的方案。

讨论汉初政治,承秦之制是一个方面,东方政策是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刘邦、萧何得以步秦后尘再建帝业,又能避免重蹈亡秦覆辙,原因之是他们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不急于于整齐习俗、统一文化,在完成对全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便暂时停住脚步,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针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国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而郡国并行制正可起到缓解东西文化冲突的作用。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秦灭六国后,废分封,立郡县,是为秦制。项羽灭秦,自称西楚霸王,又立十八诸侯,是为楚制。刘邦灭项羽,郡国并行,是为汉制。汉制杂用秦楚,和秦立郡县、楚复分封一样,也是当时形势使然。这形势就是上文所述“反秦”与“秦”两大对立潮流的并存。刘邦面对这两大潮流,因地制宜,创立了郡国并行之制。由此我们意识到,郡国并行的本质可能是东西异制,主要意义则是允许东方王国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如果是这样,郡国并行便是汉初特有的东方政策,是汉初统治者在承秦立汉的过程中为避免重蹈亡秦覆辙而采取的一种对策。下面,让我们对这一问题试做考证和分析。

如前述,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奉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而在刘邦重建帝业的过程中,这种区域文化的异与冲突又一次显现出来,且仍以楚、齐、赵三地最为明显。由此我们]看到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文化布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趸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历史对刘邦的苛刻要求,也是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

据秦之地,使刘邦由楚将变为秦王,从而控制了关中形胜之地。用秦之人,使原以楚人为主的刘邦集团逐渐变为以秦人为主,使汉成为真正的关中政权。承秦之制,特别是根据秦律制定汉律,是刘邦、萧何为争取秦人的支持而在文化上对秦人做出的让步。这些举措使汉朝得以继承秦朝的军国主义体制,从而真正获得了当年秦所拥有的优势。

由于材料有限,我们对秦汉之际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还不能获得更具体的认识。但根据秦末战乱中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异和《语书》透露的信息,我们说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当无大错。因此我们认为,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感,及齐、赵等地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后来逐渐被“天下苦秦”之说淹没了。但亲身参与了反秦
战争的汉初君臣们对此应当是有清醒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