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字，写得花里胡哨，终归不像一篇“自述”。接着再写。追蝴蝶，依然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回顾。写诗这么些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自己真正的写作开始于1998年，从《高原上》开始我自觉的诗人生涯。其间大概经历过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身体性”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发现，更是对这个无性的国家的一种解决，以一种新的无教养来颠覆另一种无教养。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下半身”无论如何是一种开始，是一种普遍的激情，接近于天使与魔鬼媾和下的浪漫主义，所谓的“身体”、“性情”、“情怀”也包涵其中。当年诗歌率性而为，但稍欠张力，视野囿于肚皮和脚趾之间，缺乏对人性的照亮。自我的觉醒何其缓慢，对“真理”的认识要迟至2003年。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我谓之诗歌的真理，真正成功的作品，必是有所发现的。所谓“拒绝隐喻”（于坚），“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就是强调“直接看到”，语言即命名，即秩序，即创造。我可曾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蝴蝶的踪影，我发现了蝴蝶的翅膀也掀起了大海的风暴。但在一种更高的价值创造、文化创造上，我深感羞愧。这种无力感纠缠着我，使我在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现场之间徘徊犹疑。2005年我开始呆在家里，决定以此方式完成自我启蒙。为预防羞愧和焦虑，我大量读书，自我安慰的说法是“再读一个大学”。因为远离体制，才最终看清了体制的形状。有一段时间非常孤愤，与人通信也显得大义凛然。如果诗歌成了孤愤与狂躁，那么它可能已不再是诗歌。我开始让自己的诗歌转向“现场”，并与朋友们办一份叫做《诗歌现场》的民刊。面向“现场”的诗歌，不必是激愤的，但要有一种大力灌注其中；不必是战斗的，但要有一个合适的对手；不必是自我辩护的，而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面向现场的事物，但现场不是自然呈现的，现场是在“视野、眼光、判断力”之下呈现的。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有了视野与面对，有了历史感（而非历史主义）和现场感，才会有所承担。

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

2008.10

未成年

午后简洁的阳光
缓慢
对面阳台的女孩
蜷缩在阴影里
午睡
阴影压在身下
亚麻的床单铺在地上
刺果滚落两旁
那是蚂蚁拉来的午餐
她四肢酥软
安睡在短发的下午
和情欲的十七岁
她只是青春短暂的主人
小乳房像发达的胸肌
松松垮垮的
短上衣
露出有限的阴凉
和未成年的曲线
她嘴里咀嚼着
一丝烟叶，情绪不振
等待那无法摆脱的
漫长
如果能够继续厌倦
她选择将头发染黄
如果能够持续堕落
她选择低空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