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人性”的限制竞是如此广泛,以致让人感到恐惧。我们已开始明白在某一社会中,一代代的人的个人生活;他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之中,而这个历程又存在于某个历史序列之中。因为他正在生活这一事实,他就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做出了贡献,无论这贡献多么微不足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在社会和历史的推
进作用下塑造出来的。

我的第一个解释着眼于理论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家在安排较宽泛的观念和需要细致说明的领域的优先权时应该采用的策略。
当然,在社会科学各个学派内都有对无理论的经验资料的盲目性,以及无资料的理论的空洞性的一般性论述。但正如我尽力做的,我们最好检验一下其实践及成果,而不是其哲学的粉饰。在诸如拉扎斯菲尔德所作的直接陈述中,“理论”和“经验材料”的研究思想颇为明显:“理论”变为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经验资料”在其实践中已是再明显不过地局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由于两者都受到如此的局限,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善意评论似乎都缩减成一个惜字如金的认可,事实上,根本没什么认可。可是,正如我已指出的,如此严格地限定术语,并没有哲学上的根据,当然也没有社会科学上的根据。
我们要想检验和重新定义一个宽泛的概念,就必须拥有翔实的描述资料,但它们并不一定能组合起来,构成宽泛的概念。要翔实地描述,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内容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组合起来”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词看上去倒挺容易,但它并不是个机械性的任务。我们谈论宽泛概念与详细的信息（理论和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还应该谈谈问题。社会科学的问题通常是通过与社会历史结构有关的概念表达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看作是真实的,那么如下做法确实有点愚
蠢,即在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小范围的细节研究不管会得到什么结果,都有助于启发我们解决或阐明结构意义的问题之前,就动手研究起来。当我们只是采用单一视角,把所有问题都看成对(涉及分散的个体及其所处的分散环境的)统计或其他形式信
息的回应,那我们并不是在对问题进行“转换表达”。

“从‘社会哲学和个体观察家到“有组织的、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的转变,通常由相关学者研究中的四个转向得以体现
(1)“首先是关注的重点从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到具体的人类行为。”可这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我们即将在第六章看到的,抽象经验主义不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人们的具体行为”并非他们研究的单位。我将很快表明,抽象经验主义实际作出的选择往往暴露出明显的所谓“心理主义”的偏向,并且,它始终避开结构问题,却偏爱情境问题。
(2)“其二”,拉扎斯菲尔德写道,“是不单独研究人类事务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只须把马克思、斯宾塞及韦伯与那些抽象经验主义者的著作作一比较,就可一目了然。不过,这段话的大概含义是建立在对“联系”的特殊理解之上的: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联
系而已。
(3)“第三,研究偏重于重复出现而非昙花一现式的社会情境和问题”。这也许被认为是指向结构性思考的尝试,因为社会62生活的“重复”或“规律性”当然是植根于既定的结构之中的。例如,这就是为什么要理解美国的政治竞选运动,你就得理解政党
的结构,它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可这并非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的意思是选举要求许多人参与一项雷同的活动,而且选举要反复举行:于是个体的选举行为就可以进行统计研究;研究,再研究。
(4)“最后,研究重点更多地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对非历史性的强调来自认识论的偏好:“社会学家将由此倾向于主要研究当代的事件,对这些事件,他有可能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这种认识论的偏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取向,与阐明实质性问题背道而驰

现在,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暖昧的因素。

(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
(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3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
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这是他的使命与前景。实现这个使命与前景是经典的社会分析家的标志。他是斯宾塞的特质——浮华,综合,统观全局;是E·A·罗斯的特质—优雅,直率,寻根究底;是孔德和涂尔干的特质;是复杂而微妙的曼海姆的特质。它是马克思具备的优秀的学者品质,是产生凡勃伦的超常的反讽性洞察力的原因。它促发了熊彼特对事实的多角度构建。它构成了在深刻性与清晰性上不比韦伯逊色的W·E·H莱基的心理学视野的基础。它体现了当代对人类与社会研究的
精华。

人们也常感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普通人感到适应不了他们如此突然就要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们开始为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
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