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国,斯洛文尼亚一方面竭力保持本土文化,一方面也不得不积极收纳其他国家的文化因子。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生长于一个小国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说,他们付出这样高昂代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抵抗“句法的流亡”。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不仅是在使用词语,他们是在运用整个存在,运用民族精神和神话,运用记忆、传统和文化来写作。对他们来说,语言就是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

当然,我也喜欢旅行者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我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权。在旅行中,我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我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没人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种自由自在的身份、若有若无的归属,大概正是如今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

我热爱乘火车旅行,因为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对我来说,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地点,是始发和到达城市的一部分。你尽可以通过一趟火车之旅想象两座城市,就像科学家能通过一块恐龙化石还原侏罗纪时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