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情，而是要

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去做。

死神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带走牵

挂、陪伴、幸福与欢笑。

如果举头三尺真有神明，那么在他们受难之时，神明

一定缺席，任由死神滥杀无辜。

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
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

那段时间我总不由自主地去想我人生记忆的起点,那时的我刚满三岁,亲生父亲罹患癌症,其间与母亲一起带着他艰难辗转求医的事情已经非常模糊,只记得他火葬那天,周围或假意或真心的眼泪,还有殡仪馆的推车上,父亲那双光秃秃对着我的脚板心。我似乎在某位长辈的怀抱里傻笑,不懂这眼前的生死离别。那一刻只是想跑上去为爸爸暖暖脚心,秋天,风有点凉。那便是我清晰记忆的起点。

回想他人生的意义,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首衍生于《朝圣者的行进》的赞美诗:“谁是真正的勇士/请他来到近前……一切虚妄过眼/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他会昼夜不停劳作/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保罗决定正视死亡,不仅体现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精神,更说明了他一直以来的为人。保罗的大半生都在对死亡进行探索和思考,并拷问自己是否能坦然诚实地面对死亡。最后,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保罗被安放进一个柳木棺椁,葬在圣克鲁斯山上
片田野的边缘,可以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线。沿途充满了回忆—步履轻快的远足、海鲜大餐、庆生的鸡尾酒。两个月前的1月份,一个和暖的周末,我们在山下一个沙滩上把卡迪胖乎乎的小脚浸入咸咸的海水中。保罗对于自己死后肉身的去向并不在意,让我们代表他做决定。我想我们这个选择还不错。保罗的坟茔朝西,越过大约八公里翠绿的山巅,与大海遥遥相望。他周围的山丘野草丛生,针叶树木繁茂,黄色大戟属漫山遍野。在坟前坐下,你能听到风在吹拂,鸟在啁啾,还有花栗鼠窸窸窣窣匆忙的脚步路走到这里,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坟冢也充满了坚强与荣耀,他值得拥有这样一块安眠之地——我们都值得拥有这样一块安眠之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祖父从前很喜欢的一句祷告:“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徐徐上升,来到永恒
的山巅,那里的风多么凉爽,那里的景色多么辉煌。”
但总是待在这里也并非易事。山顶的天气变化多端,而保罗被埋在山的迎风面,我来看他的时候,分别遭遇过烈日、浓雾和刺骨的冷雨。平常的日子这里有多宁静,天气差起来就有多不舒服—既孤独静谧,又饱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正如死亡,正如悲痛。但这一切当中都蕴含了美,我觉得这样很好,很恰如其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
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呢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菜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水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要去创造新的自
我了。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
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干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现实”到“希望”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
病人都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吗?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亚历山大蒲柏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