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时代首要的难题是,我们的技术力量与物质力量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我们的情感与智力却停滞不前,并且误将前者力量加到后者身上。没有一个群体在提供社会标准,因为人们相信,任何标准都是过去权力集中的某种延伸,都应该被反抗。但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已几乎无力反抗,因为缺少基本的道德与智力武器,我们所有的差不多只是反抗的情绪与姿态。当我们在标榜用一种个性来反抗集体化、平均化的社会,却最终发现,我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平均社会。我们不相信有存在着更高级的智力与情感,不相信有的人拥有比别人更大的发言权力,只认为只要你敢于表现，就应该获得一切。

由于上一代人可能深受集体主义之害,所以,几乎所有个人权利(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到赞扬,几乎所有对共识的破坏都被视作一种自由边界的扩大,不管它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还是根本盲目的行为。

在《在细雨中呼喊》的韩文版序中他又写道:“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如同流动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里永久而宽广地荡漾着,支持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

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之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也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仞底否定传统的方式,可以在言辞与情感表达上获得快感,它能摧毁一个旧世界,却无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地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丝毫不想否认,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现有政治的合法性。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从未有一个时期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赢得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大规模饥荒、内战、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国家性屈辱曾经严重而持久地困扰着中国社会。仅仅因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性和民众物质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就仍具有其牢固的合法性,尽管这些合法性正因为制度性的腐败而受到严峻的挑战。

中国太复杂了,我们经常很难分清楚什么是表面的变化,什么又是实质性的变革。新闻记者们经常被这样的词汇“新政”、“转折点”所陶醉,却可能发现其实它只是那条宽阔、深沉的河流上的朵浪花,既非流向的改变,也非流速的减弱。我们放弃了道义与尊严,以换取物质富足和框架内的自由。这种富足和自由很快就演变成没原则的放纵,一场典型的公众狂欢—人们争夺路易威登的皮包、澳门的轮盘赌、桑拿房夜总会、15分钟电视名人,而同情心、社会正义、道德操守、信任网络,则像是一次性纸巾一样被丢弃了。这种社会气氛让我想起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1981年的感慨:“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

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对于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

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运行之道—在纸面与讲话上所传达的一套规则,而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

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地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煸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