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丘吉尔）

当下我的感觉仅仅是困惑。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

但或许，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再也不用去想它。从劳伦斯在战后给朋友的很多信中，以及他向当时的传记作者发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而悲哀地看到，他有着当时所谓的“炮弹休克”的很多症状。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不断受到噩梦的困扰，多次陷入极其严重的抑郁——其中有几次甚至已经考虑自杀——并逐渐与很多先前的朋友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要独处。
他在战场上的行动或许为他遭受的这种持续折磨埋下了伏笔。在孩提时代，他曾痴迷于亚瑟王宫廷和骑士法则的故事，梦想过上英雄的生活。但在现实的战争中，劳伦斯却目睹了人被炸成碎片（常常是他自己的爆破造成的），将伤员丢弃等死，还命令屠杀战俘。正如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有思想的人一样，劳伦斯在战场上发现，片刻的英雄主义行为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战争的积累体验、它的日常的残酷，却与当英雄的想法完全对立。

他现在的建议是：“不管谁接管叙利亚，都应当认识到，与其让欧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当地人什么也学不到，不如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的一团糟但是有改进的前景，因为那样才是更真实的进步。”这话简直与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如出一辙。

美国总统喜爱整洁的有条不紊的清单——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又提出了“四大原则”和“四项目标”，最后是“五点问题”——这暗示了他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无数棘手难题解决起来都很简单，只消将它们分解，然后用近似数学的方法就能轻松搞定。

但不管这个情节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让劳伦斯“羞耻之心更甚于愤怒，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是正确的；任何推动弱者发动起义、战胜自己主子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
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始终感到被自己在战时的所见和所为污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洁净”的斗争中，常常自我克制和对自己实行暴力——这种暴力比那个少校的耳光严重得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

在很深的程度上——这种程度之深，劳伦斯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理解——他已经在自己的脑海中将这场战争幻化为达霍姆的形象。就是为了这个叙利亚少年和他的未来，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现在达霍姆死了，激励劳伦斯奋斗的许多东西也就随风飘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献词中的神秘的S.A的真实身份——达霍姆的真名是萨利姆·阿里，但该书卷首诗的最初几节强有力地佐证了劳伦斯得知达霍姆死讯的时间和此时对他的影响：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中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会为我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死神）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

你难道没有感到，我们无须用语言表达，也一直爱着你？我不得不这样写信，感到自己是个可鄙的虫豸。如果你知道，人若是对事情深刻地思考，就宁愿死也不愿说出来。

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1918年以来,“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

从那以后,西方人在中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他们曾为之拼死奋斗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面临着一个泥沼。先是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了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游击队又以武力反抗英国军队,因为他们视英国占领军为建立以色列国的最后障碍。1946年,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法国被迫放弃心爱的大叙利亚,但在此之前从叙利亚领土分割出了一个新国家:黎巴嫩。三年之内,叙利亚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而法国人在黎巴嫩强行安置的极
其复杂的统治结构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内战。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落下帷幕。英国人安插的傀儡国王被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军官运动推翻。6年后,在伊拉克,与纳赛尔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建立的亲
西方君主政权。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东格局与殖民列强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烂摊子很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由于石油的存在,中东业已成为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落,西方就是想远离这个自己造成的乱局,也办不到。对于中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4场战争;黎巴嫩的10年内战;也门的20年内战;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少数民族遭屠杀;40年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横行;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震动;美国的4次大规模军事干预和许多小规模干预;对于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从突尼斯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不间断的残暴或盗贼当政的独裁统治之下,导致绝大多数人口一贫如洗,毫无权益可言。

在安纳托利亚,前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拒绝接受协约国规定的对土耳其的肢解。在4年时间里,他率领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军队,与所有那些企图对土耳其腹地分一杯羹的人对抗,最后在1923年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法国在1921年秋季插手了这场列强对土耳其群起而攻之的战争,当时凯末尔(不久之后将以阿塔图尔克的名字威震天下)将注意力转向了占领奇里乞亚地区的法国军队。在奇里乞亚的法军很快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指挥官——倒霉的爱德华·布雷蒙领导下快速撤入叙利亚境内。与此同时,从高加索一直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俄国的红军和白军及青年土耳其党的残余势力争夺霸权,以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极快速度结盟又撕毁盟约。恩维尔和杰马勒帕夏是这场混战中的两位主要斗士。1921年冬,杰马勒帕夏居然来到了喀布尔,成为阿富汗国王的军事顾问,这并不比该地区发生的其他事情更匪夷所思。
在遥远的南方,侯赛因国王的末日到了。英国人对他反复无常的统治和拒不接受中东的政治现实的态度—在1921年,劳伦斯花了令人发疯的两个月时间,在吉达苦口婆心地劝说侯赛因接受开罗会议的决议一早已厌烦透顶,因此在1924年底,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战士最终逼近麦加的时候,侯赛因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侯赛因被匆匆送到海岸,然后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先是被送到塞浦路斯流亡,最后来到了约旦的新首都安曼,与儿子阿卜杜拉团聚。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曾梦想建立一个从麦加一直延伸到巴格达的泛阿拉伯国家,最后在1931年去世,享年76岁

至少在起初,劳伦斯没有兴趣重新投入这场混战。他忙于撰写回忆录,无疑还因为前一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冷眼而感到刺痛,于是告诉丘吉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已经不管政治了。直到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中,将给劳伦斯几乎是完全自由的权力,帮助英国政府重新塑造中东棋盘上属于英国的那一部分,他这才答应出山。因此,开罗会议只是走个过场,因为(按照劳伦斯告诉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劳伦斯和丘吉尔事先不仅确定了会议将审议哪些问题,还确定了将会达成何种决议”
伊拉克将被巩固成为一个受国际承认的阿拉伯王国,由费萨尔担任国王。在阿拉伯半岛,英国人支持侯赛因对汉志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支持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内陆的权威。开罗会议最新颖的主意无疑是让阿卜杜拉停止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的计划。会议结束后,劳伦斯前往阿卜杜拉在安曼的基地,劝说这位凶暴的阿拉伯领袖先在英国委任统洽的巴勒斯坦的外约旦地区组建一个政府。令劳伦斯大吃一惊的是——或许阿卜杜拉自己也吃惊不小,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懒惰的一个竟然成为一位贤君。不久之后,外约旦正式脱离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就是今天的约旦,由阿卜杜拉担任国王。1921年秋季,劳伦斯返回英国,他在殖民地部的一年工作接近告终,此时他确实已经意料之外地成为在中东划定疆界、指定君王的决策者。
这一切工作虽然给先前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中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却无助于改善北方和南方的局势。在这些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命运悬而不决、兵火肆虐、生灵涂炭。

1919年秋季,费萨尔在失去了劳伦斯的帮助之后,绝望之中不得不接受法国人向他抛来的些许好处。但当费萨尔返回大马士革之时,却发现自己被谴责为向欧洲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的叛徒。费萨尔利用民众的愤怒,在1920年3月撕毁了与法国人的协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自立为叙利亚国王。4月,在圣雷莫会议上,英法两国正式签订了瓜分中东的条约—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控制叙利亚其他地区。这两件事联合起来,使得费萨尔与法国人发生了极大矛盾。冲突在7月爆发了。在大马士革郊外的一场短暂而一边倒的战斗之后,法军将费萨尔驱逐出去,迫使他流亡境外。到1920年末,法国人终于控制了他们的大叙利亚的绝大部分(除去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但群众怒火中烧。法国人还有一个外部威胁:在外约旦的沙漠里,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正在集结他的追随者,意在进军大马士革。但法国人在1920年底遇到的问题与英国人面对的困境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流血冲突。在阿拉伯半岛,伊本·沙特又一次企图驱逐侯赛因国王。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前一年,劳伦斯曾预言,“如果我们不改邪归正,”该地区到1920年3月就会爆发全面的反英起义。但他预测得早了两个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5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时,已经有约1000名英国人和9000名当地人丧生。劳伦斯在1929年给威廉·耶鲁的信中记述道,英法在巴黎和会期间重拾本已名誉扫地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炮制出了更糟糕的东西。中东几乎当即就遍地烽火、危机重重,这印证了新局面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劳合·乔治在1920年12月寻求了一个被英国统治阶级摈弃的人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就任殖民地大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招募另一个最近被排挤的人——前陆军中校T.E.劳伦斯来辅佐他。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居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高声疾呼地呼吁美国干预他们的国家。如果美国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机遇,历史将如何发展?或许不是某些人设想的黄金时代。劳伦斯本人常常谈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始终是海市蜃楼,因为阿拉伯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差别迥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或许,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奥斯曼人治下的旧体制那样),这样派系林立、难以驾驭的大国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几乎一定会让这些差别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同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关系,因为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敌视人口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并且对费萨尔的温和态度置之不理。事买上,战后的一位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领导人—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刺杀了。
至于假设美国军队进占中东,他们或许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但这欢迎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这些军队一定会被卷入他们几乎完全不理解的当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即便美国能够避免这些麻烦,肯定也会丧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
因为它自己也在逐渐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的这些难题造成的架空的历史轨迹未必会比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实发生的历史——战争、宗教冲突、残暴的独裁统治,不仅困扰中东,更令全世界颤抖——更凄惨。这段悲伤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从巴黎和会代表们收拾行装、宣布自己使命圆满完成的
那一刻开始的。

但劳伦斯和费萨尔在绝望地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和谈搭档的时候,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细节。《费萨尔—魏茨曼协定》虽然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巴勒斯坦的管理情况,却没有明确指出,巴勒斯坦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另外,在与魏茨曼达成协议的时候,费萨尔公然违背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原则,这让他在援引同一条原则来处理叙利亚其他地区时,显得很没有底气,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是伪善。最麻烦的是,哈伊姆·魏茨曼前不久公开了他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设想。他在11月中旬宣布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这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将被置于有利于犹太人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条件下,于是按照民主原则,将来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犹太联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费萨尔给了更保守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竞争者一个用来反对他的有力武器。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一伊本·沙特和他的宗教极端主义哈比派追随者就将动用这个武器,造成极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