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是按你想要的方式开头，而是按它们自己的意愿开头

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

妈妈只求你一件事。”她说,“好好写,当他是我儿子。小说名叫“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年后出版。妈妈没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写进书里也不会好。”这句话被我当成另一条至理名言,珍藏在个人博物馆中。

有了多年的彼此信任后,我壮着胆子跟他提过,他一点儿也不吃惊,向我解释,说他之所以侧着脸,是因为不想把烟喷到别人脸上。我从没见过如此温和、安静有教养的人,他始终懂得如何做他想做的人:一个站在阴影里的智者。

然而,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的是在不寻常的寂静中,人群连走路和呼吸都小心翼翼。我来参加集会,
并非出于政治信仰,纯属好奇,想见识见识静默的场面,却突然哽咽。

他说小池塘也好,桀骜不驯的大洋也罢,只要是水,脾气都摸不透。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
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那天下午分手时他说的话终生被我奉为圭臬:“感谢您以礼相待，回赠您一个忠告:正在创作的草稿，永远不要给别人看。”

危机像倒霉天气一般蔓延到苏克雷，蹑手蹑脚到步伐坚定地潜入我们家。

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找到你

如今我才意识到,外公和我东走西逛时,我们两个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外公有他的视野,我个子小,视野有限。他问候阳台上的朋友,我眼馋小摊上的玩具。
傍晚过后,我们去热闹喧嚣、无奇不有的“四拐角”,外公和站在自己彩色帐篷门口的安东尼奥·达孔特聊天,与此同时,我对来自大千世界的最新奇观赞叹不已,如痴如醉: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吞火者把火放入嘴中;腹语者让动物开口说话;手风琴师高声唱出“省”内轶事。如今我才发现,其中一位白胡子老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好汉弗朗西斯科”。

和那群热衷于传播自已观点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我的安全感完全来自于外公。和他在一起,我才不会惶恐,才会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回想过去,奇怪的是,我想和外公一样勇敢、现实、自信,却怎么也忍不住去窥探外婆的世界。记忆中,外公身材矮胖,气血旺盛,光亮的头皮上有些许白发,髭须硬朗,精心修剪过,戴一副金框圆片眼镜。天下太平时,外公说话不紧不慢,善解人意,秉持息事宁人之道,但他的保守派朋友们回忆说,他在战场上却步步紧逼,很难对付。
外公是革命者,不是职业军人,从不穿军装。不过,战后很久他还在穿加勒比老兵常穿的那种加勒比西装。战争抚恤金法案出台后,他填好申请表,和妻儿望眼欲穿地等待,一直到死。外婆特兰基利娜在远离老宅的地方去世,那之前,她双目失明,老态龙钟,有些犯糊涂,她在最后的清醒时刻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会领到亲爱的尼古拉斯的老兵退伍金,所以,我可以安心走了。”

我知道乔治·普林顿在《巴黎评论》上那篇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著名访谈中,曾问他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变成小说中的人物。海明威回答:“我要是说了,将是一本供专业律师参考的诽谤指南。

日常工资刚好够我付房租。不过,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穷得叮当响。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饭,每逢这样的晚上,我就去罗马咖啡馆读书,仿佛我就是现实:夜晚徘徊在玻利瓦尔大道上的孤独男人。遇到熟人,要是愿意看他一眼,我就远远地打个招呼,然后接着走,去老地方看书,多少次看到旭日东升。那时候,我仍然是个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手不释卷的读者,读得最多的是诗,包括烂诗。甚至情绪跌至低谷时,我都坚信烂诗早晩会带我邂逅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