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公器也。公器失位则国家祸乱，庶民涂炭，一己之物可让赠，天下公器却不可随心取予。

谋国良臣，绝非一个忠字所能囊括，忠而无能，照样误国害民。撑持危局，更要紧的是胆略，是勇气，是见识！

立国不赖一贤

此风之下,楷模名将大有人在:大战之奇若白起等量围困,一战緊歼;救援之奇若孙膑,围魏救赵,开运动战之先河;奔袭之奇若司马错,千里越秦岭,轻兵下巴蜀;固守之奇若田单,六年守孤火牛阵一举复国;伏击之奇如李牧,平野草原而能匿兵数十万,一举长驱匈奴;狙击之奇如赵奢,狭路相逢勇者胜,血战强敌而开败秦首战…凡此等等,王翦皆无。

在世族林立竟相蚕食的楚国,一味地效忠国家非但于事无补,且有杀身灭族之祸,若得自立报国,便得有适时适度的强橫霸道,否则一事无成。

世间多少事，只有流血才能明白。

然则,此为灭国之战,不是寻仇之战!灭国之战要的是国家功业,不是一将功业!若赵国政事清明,李牧可全力率赵军抗秦,我军自当与李牧放马战,其时战胜李牧,自是秦军功业荣耀!然目下赵国庙堂昏昧,李牧大军左右掣肘内外交困粮草匮乏后续无援,秦军战胜如此李牧大军,荣耀乎!耻辱乎!反之,李牧死于赵国庙堂,可显忠勇志节可彰赵国恶政,青史煌煌其名!李牧死于秦军,则秦国徒负恶名而赵人必恨秦国。其时也,赵人追随残余王族死力抗秦,亦未可知!果真如此,秦国统天下之大业何在!
故此,灭国大战,根在大局不在是否与一将做沙场寻仇之战!"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糸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糸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糸统性的行为法度一—《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原因只有一个,强君雄主毕竟是凤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却是频频可见且无法避免。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举国流言四起,终于酿成了祸及天下的内外勾连大叛乱,是"主少国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这种反复发作的政治痛疾,沉淀成了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危局箴言 : "主少必有强臣出,国疑则有乱象生。"
残酷的历史结论是 : 强君暮政导致的危局是震荡性的,主少国疑导致的危局则是颤覆性的 ! 就实而论,后者为害之烈远远大于前者。

八个字 : 不离中枢,事事与闻。 "见少年秦王凝神沉思，吕不韦从容接 道 ,"寻常少主,但不亲政便信马由缚而去,或声色犬马日见堀落,或自甘事外远离中枢。无论何途,总归是一个心思 : 相信摄政之母后权臣届时必能还政于己也 ! 殊不知,公器最吞私情。纵为父子母子,主动择让公器者,万里无一也! 纵是明慧英断如宣太后者,摄政至昭襄王五十七岁而不归其政,其情理何堪 ? 若是寻常君王,谁个挺得四十二年 ? 只怕二十四年便会鸣呼咤哉 ! 然恰恰是昭囊王少年便有过人处,不颓唐不回避,不轻忽秦王名分,虽不亲政却守定王城中枢 ; 但凡国事,只要太后权臣与之会商,便坦陈主见 ; 但凡入宫朝臣或外邦使节,只要撞到面前,秦王便参与会议申明己见,决不作璧上观 ; 一应国家大典礼仪,凡当以秦王名分主持者,决不假手他人小.凡此等等,宣太后与四贵权臣也终是无法置昭襄王于全然不顾,便渐淅有了王与闻而不决,又淅渐有了王与闻而共决。若非如此,昭襄王何能在亲政之后立即凝聚全力对赵大战,丁始终掌控大局也 ! "吕不韦的嗉叹夹着粗重地喘息" 王少年明事,此中关节,尽可自思也。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 : 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 《尚书.君陈》云 : "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 : 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不能治理国家 ; 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 ; 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