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世嫉俗的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有一天对我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出较大的力量。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且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么,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

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在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个知识来源是听故事,这使我在欣赏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第三个知识来源是对自然的粗浅研究,不过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也可能完全改观,因为每一个小孩子所具备的感受力、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等等天赋,都可能被我童年所受的全凭记忆的传统训练所窒息。